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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sepsis）是由于宿主对细菌、真菌、病毒等感染的反应失调而引起的多器官功能障碍，具有很高的致死率，是感染致死的首要原因[1]。近年来，虽然人类在重症监护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严重脓毒症的总死亡率仍高达26.7%[2]。针对脓毒症的治疗，目前绝大多数仍是采用支持性疗法，临床可用的干预措施只有非常有限的几种，如液体复苏、应用抗生素和类固醇药物等。然而，这些措施往往收效甚微。因此，研发抗脓毒症新药, 改善患者预后，降低脓毒症死亡率，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近年来脓毒症治疗相关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今后抗脓毒症的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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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40多年里，医药工作者针对脓毒症的抗生素治疗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在确诊脓毒症或脓毒症休克后，尽快给予患者有效的抗生素已获得医疗工作者广泛的认可。2021年，拯救脓毒症运动（SSC）指南建议，对于可能发生脓毒症休克或高度可能发生脓毒症的成年人，应在确诊后1 h内立即使用抗生素。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抗生素的滥用问题，指南建议对于感染可能性低且无休克的成年人，应推迟使用抗生素，以免加快病原体耐药的进程[3]。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多重耐药菌感染所引发脓毒症的比例一直未能得到遏制，新型抗生素的研发速度又远远滞后于细菌耐药的产生速度，抗生素作为脓毒症治疗的一线药物，已经陷入了困境。
研发针对脓毒症病理生理进程的治疗药物，是解决目前脓毒症危害的必由之路，人们早先已经进行了多项尝试，例如针对细胞因子TNF-α、IL-6、IL-1的药物Etarnercept、Aflimomab、Anakinra等；针对毒力因子LPS、革兰氏阴性菌内毒素、TLR4的药物HA-1A、ES、Eritoran等；针对凝血障碍的药物活化蛋白C、抗凝血酶Ⅲ、肝素等；以及针对免疫细胞的刺激因子G-CSF和GM-CSF等。这些研究虽然在临床前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在进入临床试验后大多以失败告终[4]。尽管困难重重，目前仍有许多研究在不懈推进，并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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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人们对脓毒症病程中的免疫学变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免疫抑制在脓毒症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各种研究表明，在脓毒症的最初炎症阶段存活下来的患者很容易受到机会性微生物的院内感染而导致晚期死亡。据统计，超过70%的患者死亡发生在脓毒症发病的3 d之后，而其中的大部分又发生在脓毒症发病的后几周[5]。免疫功能障碍或免疫抑制在脓毒症后延迟死亡的病理中起着关键作用[6]。因此，旨在刺激免疫系统的免疫治疗策略在逆转脓毒症诱导的免疫抑制和改善患者预后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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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7被认为是人类T细胞发育必不可少的多功能细胞因子，它可以影响T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在脓毒症期间具有显著改善T细胞稳态的潜力[7]。IL-7与脓毒症治疗相关的主要作用机制包括诱导T细胞增殖，增加T细胞谱系的多样性，上调抗凋亡蛋白Bcl-2，减少淋巴细胞凋亡，增加黏附分子的表达，使其更好地运输和募集，以及帮助中性粒细胞向感染部位募集等[8-9]。
2018年公布的首个通过IL-7逆转脓毒症诱导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的随机临床试验IRIS-7（n=27），其结果表明，T细胞生长因子CYT107 的耐受性良好，没有引起细胞因子风暴、炎症恶化或器官功能障碍的迹象，并且逆转了CD4+和CD8+ T细胞的显著丧失，使淋巴细胞计数和循环中的CD4+和CD8+ T细胞增加了3~4倍，促进了T细胞的增殖和活化[10]。2023年，该课题组公布了后续的一项为期90 d的随机临床试验NCT03821038（n=40），结果表明，与安慰剂相比，静脉注射CYT107仍可逆转脓毒症导致的淋巴细胞减少，使淋巴细胞计数和循环中的CD4+和CD8+ T细胞增加2~3倍，但有可能给患者带来短暂的呼吸窘迫，因此，通过肌肉注射CYT107是更加优选的治疗方案[11]。目前，CYT107在临床试验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需要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证实这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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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脓毒症发生时，T细胞耗竭的标志物——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PD-1）及其相应的配体（PD-L1）的表达上调是免疫抑制的特征之一。在动物脓毒症模型和脓毒症患者中，PD-1/PD-L1的这种上调与死亡率的增加相关。临床前脓毒症模型和对脓毒症患者血液样本的分析表明，通过使用抗PD-1/PD-L1抗体阻断这一途径进行免疫调节，可以恢复免疫细胞功能，提高存活率。因此，针对PD-1/PD-L1的抗体治疗作为脓毒症免疫治疗的新方法正受到广泛关注[12-13]。
2019年，两项针对脓毒症患者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1b期临床研究BMS-936559（n=24）[14]和NCT02960854（n=31）[15]都显示出了这一疗法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并能使患者28 d以上的免疫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但同样，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来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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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免疫细胞介导的全身炎症反应失调是脓毒症发病的关键机制之一。在脓毒症发病早期，各种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MP）如细菌肽聚糖、内毒素等，与免疫细胞表面的特异性受体结合触发了各级促炎症介质的顺序释放。这些促炎症介质的单独或协同作用，导致了脓毒症的发生发展。并且随着病程的进展，包括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在内的免疫细胞在靶器官的大量堆积，加剧了炎症介质在靶器官的积累，从而造成了多器官功能的损害[16]。因此，针对炎症相关通路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虽然先前一系列靶向诸如TNF-α、IL-6、LPS、TLR4的药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目前仍有许多富有潜力的靶点值得我们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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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附斑激酶（FAK）是一类胞质非受体蛋白酪氨酸激酶，属于蛋白酪氨酸激酶超家族，与细胞骨架的动态变化有关，富含脯氨酸的酪氨酸激酶2（Pyk2）是FAK家族的一种非受体酪氨酸激酶。近年来，FAK和Pyk2已被确定为新的介导炎症反应的关键参与者，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哮喘的发病以及肿瘤的转移等[17-19]。
与此同时，近期一项有关FAK-Pyk2通路相关的研究表明，通过药物抑制FAK-Pyk2通路可以提高临床相关的脓毒症造模小鼠的生存率，并对造模所致的器官功能障碍产生保护作用。这种有益的作用可能是由于通过调节FAK-Pyk2下游的炎性级联反应，如p38-MAPK和NLRP3，阻止了白细胞的过度浸润和相关的局部过度炎症的产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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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属于低分子量GTP酶的Ras超家族，目前研究最多的Rho 成员主要有Rho（A、B、C）、 Rac（1、 2、 3）和Cdc42 三类；Rho相关卷曲螺旋形成蛋白激酶(ROCK）又称为Rho激酶，是Rho下游的靶效应分子，在全身组织中都有分布。Rho/ROCK通路介导了许多病理生理信号，主要包括细胞的迁移、吞噬、收缩、黏附和细胞骨架的重组等。目前，一项针对Rho/RCOK通路与脓毒症关系的研究表明，ROCK抑制剂可减轻LPS吸入模型所诱导的小鼠肺损伤；ROCK抑制剂的预给药抑制了LPS诱导的IL-1β、IL-6生成和MPO活性的增加，阻断NF-κB信号通路，并且可以减轻LPS所诱导的凝血障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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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患者的治疗反应和临床结果在不同的研究中差异很大，最近人们认为这可能取决于潜在的脓毒症表型，这些表型以不同的器官功能障碍模式为特征，如凝血级联调节的失调[22]。虽然约50%～70%的脓毒症患者存在凝血功能异常，但只有35%的患者出现明显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23]，以此为特征的表型被称作脓毒症相关凝血障碍（SAC），SAC的典型变化包括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升高和血小板计数降低，而SAC严重程度的增加，往往与较高的脓毒症死亡率挂钩[24]。目前，人们针对凝血级联反应的靶向治疗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重组人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rhsTM）便是其代表之一。
rhsTM具有抗凝和抗炎作用，并且能够抑制损伤相关分子模式（如HMGB-1和组蛋白）引起的炎症和器官损伤[25]。近几年有研究表明，具有SAC表型的脓毒症患者可能可以通过使用rhsTM获益。
2019年，一项为了确定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加用rhsTM（ART-123）对SAC患者的不良反应和疗效的Ⅲ期随机临床研究SCARLET（n=816）被公布。其结果表明，在800名完成了研究并被纳入完整分析的患者中，ART-123治疗组和安慰剂组的28 d全因死亡率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分别为395名患者中的106名（26.8%）和405名患者中的119名（29.4%），P=0.32][26]。在随后的针对这项试验后分析发现，尽管ART-123治疗组28 d全因死亡率的下降并不显著，但是与安慰剂组相比，接受ART-123治疗的患者的每个生物标记物与基线相比都有显著变化（P<0.05）[25]。
2020年，一项纳入了
1633 名患者的荟萃分析则显示，在脓毒症患者中，SAC与较高的28 d死亡率相关。应用rhsTM可降低SAC患者28 d死亡率，但不能降低非SAC患者的死亡率[27]。综上所述，针对具有SAC表型的脓毒症患者，使用rhsTM治疗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但仍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来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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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脓毒症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的改变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它关系着多种细胞因子的激活、炎性递质的释放以及凝血系统的激活，并且在脓毒症休克和多器官功能损伤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目前，针对血管内皮稳态的靶向药物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肾上腺髓质素（ADM）是一种主要由血管内皮细胞表达和分泌的自由循环肽，在血管内显示出血管保护活性，它可以关闭内皮细胞之间的间隙，随后防止血管内液体和其他化合物不受控制地漏入间质-血管外空间（即血管渗漏）；但在间质组织中，ADM却具有血管舒张特性，当浓度较高时会引起低血压，这在脓毒症患者中常常会导致病情进展和恶化。Adrecizumab（ADZ）是一种针对肾上腺髓质素N末端的靶向治疗药物，通过靶向生物活性肾上腺髓质素（bio-ADM）来恢复和维持血管完整性，并能够增强ADM对内皮屏障的保护作用。脓毒症休克的临床前模型显示，使用ADZ调节ADM的信号通路，可以改善内皮稳态、器官功能，并提高宿主存活率，因此，该治疗策略可能通过提供减轻器官功能障碍的机会来改善脓毒症患者的预后[28-29]。
2021年，一项旨在调查ADZ安全性，耐受性以及临床疗效和药动学的Ⅱa期临床研究AdrenOSS-2（n=301）公布了结果显示使用ADZ治疗脓毒症的耐受性较好，并且ADZ治疗组相较于安慰剂组可以更快地降低患者的SOFA评分（P=0.007）[29]。目前针对肾上腺髓质素治疗的研究显示出了较好的研究前景，进一步的Ⅱb/Ⅲ期临床研究可能将很快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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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从本质上来说，不能将其定义为某一个具体的疾病，而是由感染引起的多器官功能不全的综合征，因此具有相当大的异质性。其异质性可以体现为宿主的基础状态不尽相同；脓毒症感染的病原菌和感染的部位不同；累及器官的种类数量，以及严重程度的不同等。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异质性，才导致过去针对单一靶点的药物在进入临床试验后以失败告终。
针对脓毒症的这一特点，近年来人们基于基因组学指标、生物标志物和临床指标、临床大数据等将脓毒症进行了分型，力求对不同患者进行更精细化的治疗。例如2019年，Seymour等[22]通过临床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将脓毒症分为了α、β、γ、δ 4个表型，其中α表型的临床特点为使用升压药物的剂量最小；β表型以高龄患者为主，具有多种合并症及肾功能不全；γ表型患者炎症反应明显，且以呼吸功能不全居多；δ表型则更易发生肝功能不全及休克。由此可见，对于不同表型的脓毒症患者，其对应的治疗方式以及用药的侧重点也必然不同。因此对于未来的脓毒症药物研发，研究人员如果能够更加着眼于患者的异质性特征，针对不同表型的患者研发不同的药物，也许能够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结果。
Progress on the treatment of se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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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脓毒症是危及人类生命的急危重症，目前脓毒症的临床治疗仍以提供支持治疗为主，但是针对脓毒症的新药研发在不断推进，针对脓毒症的免疫功能、炎症通路、凝血功能及血管内皮稳态相关治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该文就近年来脓毒症治疗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Abstract: Sepsis is a severe and life-threatening symptom that poses a significant risk to human health. Treatment mainly involves supportive care, but research on new drugs is ongoing. Advanc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management of immune function, inflammatory pathway, blood coagulation,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homeostasis in sepsis. The advances in the treatment of sepsis in recent years were these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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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sepsis /
- pharmacotherapy /
- immunotherapy /
- inflammation /
- coagul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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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肌约占人体重的35%，是人体内最大的器官系统之一，为人体提供运动所必须的产能，储能以及帮助调节体温[1]。骨骼肌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这对肌肉损伤后修复及其他导致肌病具有重要意义[2]。已经有许多研究报道非肌源性细胞在再生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比如以髓系为代表的免疫细胞被募集到损伤部位对肌肉修复发生产生影响[3]。最近的文献进一步揭示髓系细胞中单核细胞及巨噬细胞在骨骼肌再生反应中起到关键作用[4]。
随着流式分析仪器和试剂的进步，多色流式实验目前已被广泛应用[5]。多色流式细胞术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使用多个标记物进行单个细胞层面研究，分析组织中不同细胞群之间的关联性，同时也可以减少样本用量，提高样本检测通量，提高实验效率[6]。特别是在免疫细胞的研究方面，多色流式可以最大程度的同时检测样本中的不同免疫细胞表面蛋白表达程度，并直观的以降维分析方式展现出来，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7]。
本研究采用流式细胞仪对小鼠损伤腓肠肌的单细胞悬液进行数据采集。同时应用t-分部邻域嵌入算法（t-SNE）[8]和手动圈门分析所得结果，为流式数据分析和结果展示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路。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
雄性C57BL/6J（B6）同系小鼠用于小鼠骨骼肌流式分析实验。实验小鼠来自中国同济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所有动物实验遵守动物伦理指南，已获海军军医大学药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实验试剂
流式抗体为FITC标记的CD11b、APC-A700标记的F4/80、APC-A750标记的MHC II、PB450标记的Ly6G，BV610标记的CD45、BV650标记的CD11c、PE标记的Ly6C，抗体均购自美国Biolegend公司。Ⅱ型胶原酶购自瑞士Roche，心脏毒素购自美国MCE。
1.3 仪器与设配
流式细胞仪（Beckman CytoFLEX S，美国），离心机（湘仪，中国）。
2. 方法
2.1 小鼠肌肉损伤模型
使用1％的戊巴比妥钠麻醉小鼠，假手术组对小鼠腓肠肌注射50 μl生理盐水，模型组对小鼠腓肠肌注射50 μl 10 μmol/L的心脏毒素，均在损伤7 d后处死小鼠。
2.2 小鼠腓肠肌单细胞悬液制备
颈椎脱臼法处死小鼠，使用酒精棉球擦拭消毒小鼠腿部表面后解剖小鼠，从两条腿上分离出腓肠肌。将其放入20 mm培养皿中，加入5 ml提前预冷的磷酸盐缓冲液（PBS）。使用锋利的剪刀将腓肠肌剪碎，加入浓度为5 mg/ml的Ⅱ型胶原酶5 ml，置于37 ℃孵箱孵育60 min。孵育后将细胞悬液通过40 μm尼龙筛网过滤，转移至新的15 ml离心管中。4 ℃，800×g离心5 min，弃掉上清液，将所得沉淀转移至5 ml流式管中，加入100 μl PBS重悬，即为腓肠肌单细胞悬液。
2.3 流式细胞染色及上机检测
用PBS将细胞浓度调节至每100 μl约1×107个细胞。每100 μl液体中0.5 μl流式抗体，4 ℃孵育45 min。孵育后4 ℃，800×g离心5 min。弃掉上清液，用200 μl PBS重悬细胞，上机检测。
2.4 分析及统计方法
流式数据应用FlowJoTM v10.8.1流式分析软件（购自美国BD公司）对小鼠腓肠肌细胞进行数据分析。数据分析与图形呈现通过GraphPad Prism软件执行。实验数据主要以平均值±标准误（Mean±SEM）形式展示，两个独立样本之间采用t检验（t-test）进行两组样本的比较。P<0.05表示有显著性差异。
3. 结果
3.1 小鼠腓肠肌流式细胞分析结果
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腓肠肌单细胞悬液中单核细胞圈门策略如图1所示。首先通过FSC-H和SSC-H圈出主要细胞群，根据FSC-H与FSC-W去除粘连细胞，通过LIVE/DEAD圈出活细胞。CD45用于圈选出白细胞群，结合CD11c、MHCⅡ、CD11b、F4/80、Ly6C和Ly6G圈选出CD11c阳性与MHCⅡ阳性树突状细胞、CD11b阳性与Ly6G阳性粒细胞、CD11b阳性与F4/80阳性巨噬细胞，Ly6C阳性单核细胞。各散点图中细胞分群界限清晰，流式圈门设置合理，为后续进一步的 t-SNE分析与手动圈门分析提供良好的数据基础。
3.2 小鼠腓肠肌细胞t-SNE分析
将经流式细胞仪采集的小鼠腓肠肌免疫细胞（CD45阳性）数据进行降维分析。如图2所示，每一个点对应一个细胞，图2B中根据荧光通道表达强弱进行着色，分别表征CD11b、CD11c、Ly6G和Ly6C的表达水平。t-SNE降维分析将高维的细胞数据以二维平面的方式直观呈现出来，这种形式不同于以往流式分析中的逐级圈门方式，能将各群细胞的抗原表达情况更加准确全面，直观地展现出来[8]。通过图2A可以看出假手术组与模型组的腓肠肌中免疫细胞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假手术组主要以黑色圆圈1标志的细胞群为主，而在模型组中，主要以红色圈2、3、4、5标志的细胞群为主。结合图2B中CD11b、CD11c、Ly6C和Ly6G表达水平图，可以发现红色圆圈3、4、5细胞群高表达Ly6C，揭示造模后的免疫细胞浸润主要以高表达Ly6C的阳性细胞为主，同时模型组中的CD11b、CD11c、Ly6G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假手术组，提示模型组炎症水平高于假手术组。总体来看，t-SNE分析结果直观明了地反映了细胞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整体情况，为下一步手动圈门分析提供了指引方向。
图 2 小鼠腓肠肌单细胞悬液单核细胞降维图A. 整合组（假手术组+模型组）、假手术组、模型组t-SNE降维结果；B. 假手术组与模型组CD11b、CD11c、Ly6C和Ly6G表达水平3.3 小鼠腓肠肌细胞手动圈门分析
对小鼠CD45阳性免疫细胞进行进一步手动圈门分析，得到各细胞类型具体占比。如图3所示，从CD11c阳性细胞群中手动圈门发现模型组中MHCⅡ阳性树突状细胞比例显著高于假手术组（图3A）；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中Ly6G阳性粒细胞占CD11b阳性细胞比例显著增加（图3B）；F4/80阳性巨噬细胞占CD11b阳性细胞在模型组中显著增加，与前期的tSNE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与假手术组相比，在CD11b阳性F4/80阴性细胞群中手动圈出的Ly6C阳性单核细胞群与树突状细胞、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相比，在模型组中增加比例最为明显。以上结果表明在肌肉损伤模型7 d后的模型中以树突状细胞、粒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为代表的髓系细胞免疫细胞浸润依然明显，并且在这之中单核细胞增加比例最多。
图 3 小鼠腓肠肌单细胞悬液髓系细胞手动圈门图（n=6）A. 假手术组与模型组中树突状细胞比例；B. 假手术组与模型组中粒细胞细胞比例；C. 假手术组与模型组中巨噬细胞比例；D. 假手术组与模型组中单核细胞比例**P<0.01，***P<0.001，与假手术组比较。4. 讨论
骨骼肌对很多生理病理造成的损伤有强大的修复能力[1]，肌肉损伤修复是一个需要多类细胞协同合作的复杂过程[9-12]，其中非肌源性细胞，特别是免疫细胞对损伤过程修复的干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0]。本文主要用流式细胞仪对小鼠骨骼肌部分髓系细胞进行分析，为后续的流式分选及单细胞测序实验指引了方向。
随着流式分析试剂和仪器的进步，多色流式实验已经广泛应用于各项研究，同传统2～3色的流式实验相比，多色流式能够同时使用多个标记物对单个细胞进行研究，分析多个细胞群之间的关联性，更全面地展示整体免疫微环境的变化。流式细胞数据分析常见软件包括Flowjo、FACS Diva、CytoBank等，可以为诸如细胞表型、荧光蛋白、细胞周期、细胞凋亡、细胞增殖、磷酸化蛋白检测、活性氧检测等提供便捷专业的分析。其中，FlowJo是较早为流式分析设计的软件，有多类插件可供选择，能将数据以csv文件导出，给后续的生物信息学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降维分析相较于传统的逐级圈门方法，减少了人为圈门引入的误差，通过整体分析也更有助于发现新的细胞群体和获得更为直观的整体表达情况。目前随着流式细胞术的不断深入发展，流式数据分析方法也不断更新，结合降维分析的方法为多色实验和单细胞测序实验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而，降维方法本身并不能确认结果的正确与否，同时引入手动圈门也可能引入更大的人为误差。t-SNE虽然能够将高维数据以二维形式展示，但在降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丢失部分信息，可能导致某些细胞群体的特征被忽略。除此之外，降维结果十分依赖于参数的设置，不同参数设置往往会导致结果差异巨大。因此，在使用这些方法时一定要根据数据本身的特性进行合适的参数选择，确保保留并尽可能多地提取到数据中有效信息。操作过程中，研究人员应通过多次实验和参数调优来找到最佳设置，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丢失和偏差。同时，结合其他分析方法，如统一流形逼近与投影法（UMAP）或主成分分析（PCA）等，通过对比不同降维方法的结果，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全面性。这不仅能提高对相关生物过程的理解，还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
T-SNE能够将高维数据有效地降维成二维展示，使得复杂的细胞群体关系变得更加直观和易于理解。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大规模细胞数据的分析，如免疫细胞群体的分类和功能研究。在目前的研究中，t-SNE降维结合手动圈门的方法不仅提高了细胞群体的分辨率，还能更精确地捕捉到细胞间的微小差异。这对于理解骨骼肌损伤修复过程中不同髓系细胞的角色和动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未来，这种方法可以进一步应用于其他生物医学领域，如肿瘤微环境分析、自身免疫疾病研究以及再生医学等。此外，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t-SNE等降维方法有望与这些技术结合，实现对流式细胞数据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分析。这不仅能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还能减少人为误差，提供更加客观和可靠的分析结果。本研究关注的小鼠髓系细胞是肌肉损伤修复的重要基础，但缺乏其他非肌源性细胞比如纤维成脂祖细胞（FAPs）、淋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VEC）等信息，展示肌肉损伤的微环境还不够全面。在未来的研究中，将把以上的细胞群体一并纳入分析，基于流式细胞术与生物信息学结合，推动研究更往深层次发展。
总的来说，自动降维分析可以将高维数据转换为低维空间，从而直观地对细胞进行聚类和分群。与此同时，手动圈门分析提供了对特定细胞群的精细控制和确认，可以根据已知的生物学标志物或功能特性对细胞进行分类和验证。这种方法的灵活性和直观性有助于深入理解细胞群的特征和功能。通过结合这两种分析方法，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全局性的细胞分布和关系图景，还能在具体的细胞群层面上进行精细化分析，能够提高数据解读的准确性和深度，从而更好地揭示生物学研究中的复杂现象，具有深远的科研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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