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
2019年末在武汉爆发了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起的传染病，波及到全国，并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已在多个国家确诊病例。这种强传染力的新型冠状病毒病定名为COVID-19，患者无针对性的药物可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组织专家先后出台了六版诊疗方案。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诊断和医疗救治工作，2020年3月3日专家组在对前期医疗救治工作进行分析、研判、总结的基础上，对诊疗方案进行修订，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1]。在新版方案的一般治疗中，抗病毒治疗仍然是“可试用”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利巴韦林、磷酸氯喹、阿比多尔。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是新发病原体，诊疗方案建议试用的药物在其适应证项下缺如新型冠状病毒，因此上述治疗行为均为超说明书用药。此外，美国在治疗首例确诊患者时试用了处于研究阶段、治疗埃博拉病毒病的药物瑞德西韦，此为同情用药。本文主要对这两种治疗药物应对行为给予述评。
-
一个新药的发现通常经历从非药-类药-成药的转化历程，需要高额投入并承担巨大的失败风险。新药上市前，一般需经历3个阶段：①药物临床前研究阶段，确定药物靶点和化合物、明确药理作用以及制剂的初步开发等，平均需2~4年；②临床试验阶段，验证药物在人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一般分为3期，从启动到完成平均需要4~6年；③通过临床试验后注册上市及上市后监测，平均需要1~2年。从研发新药到成功上市需耗时10年以上，平均花费20～30亿美元[2]。
“超说明书用药”即在现有药物的适应证范围之外拓展其新适应证、开发新用途。目前国外学术界将这种拓展研究称为“药物重利用或重定位”（drug repurpose or drug reposition）。药物重利用或重定位作为药物开发策略越来越受到重视，并由此诞生了大量的新适应证药物[3-4]。基于已有药物作用机制进行药物重利用开发或重定位一般来讲是药理学家关注的重要的药物研发策略，已有大量的成功案例。但超说明书用药一定要严谨、审慎，以患者利益最大化为至高原则，规范申请流程及实施过程（患者知情同意），避免不必要的医疗风险和患者风险。
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药物应对中，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是新发病原体，诊疗方案建议试用的药物在其适应证项下缺如新型冠状病毒，因此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利巴韦林、磷酸氯喹、阿比多尔基本均属于超说明书用药。超说明书用药并不因为是老药就可以视为安全。以磷酸氯喹为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5]首次提出磷酸氯喹成人500 mg，每日2次，疗程不超过10 d。而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1]中则进一步细化明确：18～65岁成人，体重>50 kg者，每次500 mg，每日2次，疗程7 d；体重<50 kg者，第1、2天每次500 mg，每日2次，第3~7天，每次500 mg，每日1次。强调要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和禁忌证，如患有心脏疾病禁用磷酸氯喹。这一修改显示了专家组对磷酸氯喹超说明书用药的审慎，特别是安全性的考虑。
罗敏等基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挖掘抗新型冠状病毒试用药物磷酸氯喹的药品不良反应（ADR）信号，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6]。通过下载2004—2019年共 64 个季度的 FAERS 数据，经过药品名称标准化和不良事件系统分类等清洗，提取以磷酸氯喹为首要怀疑药品不良事件（ADE）报告病例，再进行ADR信号检测。结果共提取到以磷酸氯喹为首要怀疑ADE报告病例357例，其ADR信号检测结果显示心脏器官疾病检出ADR信号28个，随后依次为各类异常检查、各类神经系统疾病及精神病类ADR信号。因此，在使用磷酸氯喹前应做好用药评估，尤其是患者存在心脏病、神经疾病、精神疾病等基础疾病时，需加强监测，以进一步降低和评估其相关ADR风险。
-
美国为治疗首例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试用了处于研究阶段、治疗埃博拉病毒病的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静脉输注瑞德西韦，次日症状明显减轻，不再吸氧，氧饱和度94%~96%，除干咳外其他症状消除，最后治愈出院[7]。此用药应对行为是遵循了同情给药(compassionate use)原则。虽然孤例待证，但有重要参考价值。经中国药监部门批准，吉利德公司启动了瑞德西韦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Ⅲ期临床研究[8]。
疫情当前，正在临床试验的未上市药物瑞德西韦被寄予厚望。什么是“同情用药”？同情用药又称“扩展性使用”（expanded access）[9]，其核心内容是允许给一些不符合批准的临床条件、但“无药可救”的患者，在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使用尚未得到批准上市的药物。
美国是最早建立同情用药制度的国家。患有严重或危及生命的疾病且缺少替代治疗方案的患者，在不能通过已上市药品或入组药物临床试验的方式得到有效治疗时，可以申请在临床试验之外使用未经上市审批的研究药物（investigational drug）。通常，临床试验是患者获得研究药物（未经上市批准的药物）的常规路径。但当患者不符合入组临床试验的条件时，可以在咨询医生后，通过FDA的同情用药机制，获得未经批准的治疗方案。同情用药机制作为患者获得研究药物的例外途径，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是启动同情用药机制的关键所在[10]。FDA设立的这一规定使得管理部门在严格管理新药审批的同时多了一点灵活性，也让“铁面无私”的药品监管法律有了一点“ 人情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FDA一直致力于同情用药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允许为患有严重或危及生命的疾病且缺少有效替代疗法的患者提供研究药物。1987年，FDA正式确立了药物同情使用机制，明确了同情用药的适用标准、提交申请的要件、保障措施等相关规定[11]。1997年，FDA进一步将同情用药写入《1997年食品药品管理局现代化法》（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7），允许患有严重或危及生命的疾病且没有适合的替代治疗方案的患者，通过医生获得本不应在临床试验之外获得的研究药物[12]。2016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1世纪治愈法案》（21st Century Cures Act），对药物研发者的权利与义务作了详细规定：药物研发者有向公众及时公开同情用药政策信息的义务，同时具有对患者同情用药申请评估的权利。《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Federal Food Drugs and Cosmetic Act）第561条根据该法案的规定同步作了相应修改[13]。
同情用药适用于处在严重或直接危及生命的疾病而“无药可救”的紧急情况下的患者。“严重疾病”是指对日常生活有重大影响且具有持续性或复发性的疾病。一种疾病是否严重，需取决于执业医师的临床判断，判断依据主要是疾病对生存、日常生活等因素的影响，或疾病复发或加重的可能性。“直接危及生命的疾病”是指患者可能在几个月内死亡，或者会因没有早期治疗而过早死亡[14-15]。
同情使用药品涉及广泛的治疗领域，包括HIV/AIDS、严重感染性疾病、癌症、罕见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等。最近的同情用药是应用于癌症免疫治疗的重磅药物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如前所述，原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可能有超过10多年的漫长历程。而病不等药，一些重症患者等不及药物通过长期试验后获批上市，他们在尝试多种现有药物无效后，希望使用可能对他们有效的在研新药，在欧美、日本等国，癌症免疫抑制治疗“同情用药项目”由此出现。自2014年以来，由百时美施贵宝(BMS)开发的纳武单抗（nivolumab），商品名Opdivo(俗称O药)以及默克(Merck)开发的派姆单抗(perbrolizumab)，商品名Keytruda（俗称K药）两个重磅级的PD-1 抑制剂，在多地（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等）获得“同情用药”批准[16-18]。值得一提的是，PD-1抑制剂的获批过程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以O药为例，该药在批准临床试验时就已经被FDA认定是“突破性的新药”，给予“绿色通道”。这一认定，使得制药公司几乎每时每刻能够与评审人员交流和讨论从生产到临床的所有数据，从而大大加速了审批过程。
一般情况下，国外研发上市的新药要进入中国市场至少需要3～5年时间。即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也采取“快速批准”的方法让这些药物提前进入市场，中国患者最早能够用到这些药品的时间也要在2～3年后。这就导致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突破性的新药已经出现；另一方面正在与癌症作生死搏斗的中国患者却不能得到相应的治疗，突破性的新药在中国进入空窗期。中国癌症患者以各种方式通过多条途径从国外购买PD-1抑制剂，在国内进行药品管理法层面上的“非法治疗”，也由此形成了药物监管难题。
值得赞赏的是，我国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对类似“同情用药”做出了明确规定：“对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用于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的药物，经医学观察可能获益，并且符合伦理原则的，经审查、知情同意后可以在开展临床试验的机构内用于其他病情相同的患者”[19]。这是我国首次从法律层面认可同情用药制度。在新法框架下，个别患者可能在未参加临床试验的情况下，获得使用某种未批准的新药。虽然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危险性很大且难以监控，但从患者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希望。
欧美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了同情用药使用条款。在多数情况下，由临床试验发起人或医生根据患者病情提出申请，其主要目的是使用尚处于研究阶段的药物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而不是以获取临床试验数据为主要目的。同情用药与药物临床试验的区别在于，同情用药的患者一般不符合临床试验入组条件，或在临床试验结束后需要继续使用药物。
药物同情使用是监管机构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理念的集中体现，是从保护病情危重患者利益出发的灵活制度设计。由于研究用药物尚未获得批准上市，在病情危重患者中使用存在一定风险，也涉及伦理问题，因此，应对药物同情使用的适用范围、原则和程序做出明确规定[20]。在适用同情用药制度时，应从临床医学的角度对同情用药进行风险评估，确保药物治疗的潜在风险小于疾病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必须强调的是未上市药物禁止临床应用是原则，同情用药是例外，仅仅适用于个案，不允许规模化开展。如果同情用药的窗口开得太大，容易让整个药物研发和审批的流程彻底失败。由于同情用药所使用的药物尚未获得国家正式批准，也未被证实在特定用途上安全有效，使用该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CFDA对同情用药的申请要进行严格的审核评估，需认定有足够支持患者使用研究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证据，权衡该药物治疗的潜在风险与治疗疾病的收益，事先评估药物的不良反应。
-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医疗卫生体系提出重大挑战，也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我们药学工作者一定要努力做到科学防控应对疫情，积极寻找、评估、推荐可试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药物，为临床救治提供科学、安全的药物选择，促进患者康复，以减轻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Clinical medication response under new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 off-label use and compassionate use
-
摘要: 目前，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导致的肺炎(COVID-19)尚无针对性治疗药物，临床主要选择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利巴韦林、磷酸氯喹、阿比多尔等超说明书用药和瑞德西韦同情用药。为此，对这两种临床用药应对行为给予评述。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no specific targeted 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pneumonia (COVID-19) caus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SARS-CoV-2). Interferon, lopinavir/ritonavir, ribavirin, chloroquine phosphate were chosen as off-label use, and remdesivir was chosen as compassionate us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behavior of the two medication response to the new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
-
Key words:
- medication response /
- new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 /
- off-label use /
- compassionate use
-
肾衰宁颗粒由太子参、黄连、制半夏、陈皮、茯苓、大黄、丹参、牛膝、红花、甘草等十味中药制成；具有补气健脾，活血化痰，祛浊的功效[1]。有文献表明，肾衰宁在治疗慢性肾脏疾病中疗效较为显著[2]；在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能够降低血清硫酸吲哚酯浓度[3]；对于慢性肾脏病的Ⅳ期患者，在西医基础治疗的同时服用肾衰宁颗粒，可以明显改善肾功能，同时提升患者的治愈率，具有较高的临床使用价值[4]。由于中药成分复杂[5]，使得如何控制中药的质量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指纹图谱是在了解中药物质整体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光谱和色谱技术获得中药化学成分的光谱或色谱图，以鉴别中药的真伪，评价质量的一致性和产品的稳定性，其具有信息量大、特征性强、完整性和模糊性等特点[6]。指纹图谱中的质量控制技术既能保证中药的功效，又在实现中药现代化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7]。因此，本实验以10个批次的肾衰宁颗粒为研究对象，拟建立肾衰宁颗粒的指纹图谱，对肾衰宁颗粒进行质量评价。
肾衰宁颗粒是由十味中药组成的复方制剂，其化学成分十分复杂，且许多复方治疗疾病的药物基础并不明显，因此检测成分必须是发挥药效的有效成分[8]，本实验针对大黄中的大黄酚（chrysophanol）[9-10]、丹参中的丹酚酸B（salvianolic acid B）[11]、陈皮中的橙皮苷（hesperidin）[9, 12]3种指标性成分，进行HPLC法含量测定。在多成分的质量控制检测成本高而对照品紧缺的情况下，能较大程度地节约检验成本，又可较全面地控制该制剂的质量，保证临床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同时为肾衰宁颗粒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仪器
Agilent 1260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Agilent公司），包含G1311C四元泵，G1329B自动进样器，G1316A柱温箱，G4212B-DAD二极管阵列检测器，Chemstation色谱工作站；光电分析天平（德国Sartorius公司，CPA 225D型），最大载荷220 g，分度值0.01 mg；冷冻真空浓缩仪（丹麦Labogene公司，ScanVac ScanSpeed 40型）；超声波清洗器（上海科导超声仪器有限公司，SK7200H型）；涡旋混匀器（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Vortex QL-901型）。
1.2 试剂
肾衰宁颗粒（德元堂制药集团，批号：51103111、51103009 346、51103010 471、51103011 593、51103105、51103018 486、41103033 563、51103110、61103102、61103101）。蜕皮激素（ecdysterone，批号：P11N6F5706）、甘草苷（liquiritin，批号：2O1027BA14）、甘草酸（glycyrrhizic acid，批号：230A6B1）、大黄酚（chrysophanol，批号：T31O6F5345）、丹酚酸B（salvianolic acid B，批号：Y14M7H14804）、橙皮苷（hesperidin，批号：K02M3C1）对照品，均由上海源叶有限公司提供。大黄素（modin，批号：110756-200110）、盐酸小檗碱（berberine hydrochloride，批号：09030522）对照品，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提供。甲醇、乙腈、甲酸，均为德国Merck公司生产，色谱纯。二氯甲烷，色谱纯。水为纯净水，娃哈哈公司生产。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Waters SunFire™ C18（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A：乙腈；流动相B：0.1%甲酸溶液，梯度洗脱。流速：1 ml/min。柱温：25 ℃。进样量：10 μl。检测波长：254 nm。梯度洗脱条件见表1。
表 1 梯度洗脱条件时间（t/min） 乙腈（%） 0.1%甲酸溶液（%） 0 5 95 1 23 77 18 25 75 19 30 70 31 75 25 60 85 15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依次称取丹酚酸B、橙皮苷、大黄素标准品10.25、10.35、10.05 mg，分别置于10 ml容量瓶中，以纯甲醇定容至刻度，摇匀，得储备液并将其分装后储存于−20 ℃的冰箱中。精密称取10.10 mg大黄酚，置于10 ml容量瓶中，加入少量二氯甲烷溶解，超声处理3 min，然后用纯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得到对照品的储备液，置于−20 ℃冰箱保存。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肾衰宁颗粒适量，研磨成细粉，混合均匀，精密称取0.10 g，加适量70%甲醇溶液使其溶解，超声45 min，再用70%甲醇溶液定容至2 ml，冷却，过0.45 μm微孔滤膜后，取续滤液进样分析。
2.4 肾衰宁颗粒HPLC指纹图谱的建立
2.4.1 精密度试验
取肾衰宁颗粒（批号：41103033 563），按照“2.3”项制备供试品溶液，在“2.1”项色谱条件下连续进样5次，通过大黄素（7号色谱峰）作为参照峰，确定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相对保留时间的RSD在1.0%以内，相对峰面积的RSD在2.0%以内，表明进样仪器的精密度良好。
2.4.2 重复性试验
取肾衰宁颗粒（批号：41103033 563），按照“2.3”项平行制备5份供试品溶液，测定在“2.1”项色谱条件下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相对保留时间RSD在1.0%以内，相对保留面积RSD在2.0%以内。表明该实验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2.4.3 稳定性试验
取肾衰宁颗粒（批号：41103033 563），并根据“2.3”项下平行制备5份供试品溶液，在“2.1”项色谱条件下，分别记录0、4、8、24、36 h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相对保留时间RSD在1.0%以内，相对保留面积RSD在2.0%以内。表明供试样品溶液在36 h内稳定性好。
2.5 指纹图谱结果与分析
分别称取10个批次的肾衰宁粉末，按照“2.3”项制备供试品溶液，每个批次平行制备3份供试品溶液，记录图谱，见图1。利用中国药典委员会“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08A版”的软件，将10批次肾衰宁颗粒的图谱导入，将批号为61103102的样品溶液用作针对相似性计算校正的参考图。结果显示，1～9批制剂间指纹图谱与对照图谱之间相似度均不小于0.90，见表2，表明相似度良好。对保留时间0~60 min内的色谱峰进行分析，均有22个稳定的特征峰，确定其为肾衰宁的共有指纹峰，经过标准品比对，其中，6号峰为橙皮苷，14号峰为丹酚酸B，21号峰为大黄酚。
表 2 10批肾衰宁颗粒HPLC指纹图谱相似度样品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对照指纹图谱 S1 1.000 0.980 0.910 0.941 0.934 0.948 0.916 0.941 0.950 0.874 0.965 S2 0.980 1.000 0.934 0.934 0.932 0.945 0.951 0.946 0.978 0.867 0.973 S3 0.910 0.934 1.000 0.952 0.947 0.937 0.972 0.940 0.945 0.914 0.973 S4 0.941 0.934 0.952 1.000 0.990 0.984 0.951 0.971 0.923 0.940 0.986 S5 0.934 0.932 0.947 0.990 1.000 0.978 0.938 0.976 0.910 0.910 0.979 S6 0.948 0.945 0.937 0.984 0.978 1.000 0.954 0.987 0.931 0.923 0.986 S7 0.916 0.951 0.972 0.951 0.938 0.954 1.000 0.949 0.966 0.913 0.979 S8 0.941 0.946 0.940 0.971 0.976 0.987 0.949 1.000 0.928 0.890 0.980 S9 0.950 0.978 0.945 0.923 0.910 0.931 0.966 0.928 1.000 0.892 0.969 S10 0.874 0.867 0.914 0.940 0.910 0.923 0.913 0.890 0.892 1.000 0.937 对照指纹图谱 0.965 0.973 0.973 0.986 0.979 0.986 0.979 0.980 0.969 0.937 1.000 2.6 肾衰宁颗粒中3种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
2.6.1 线性结果考察
按照“2.2”项下制备标准品溶液，得到混合对照品色谱图见图2。将标准品储备液用纯甲醇稀释，丹酚酸B浓度梯度为：10、20、40、80和100 μg/ml；橙皮苷浓度梯度为：40、80、160、320和400 μg/ml；大黄酚浓度梯度为：8、16、40、100和350 μg/ml。在“2.1”项色谱条件下，分别记录3种成分的峰面积，以峰面积（Y）对浓度（X）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见表3。
表 3 各成分线性关系对照品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μg/ml） 橙皮苷 Y=2.391 8X–2.798 3 0.999 7 40～400 丹酚酸B Y=10.689X–5.578 3 0.999 8 10～100 大黄酚 Y=58.983X+121.99 0.999 9 7～350 2.6.2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对照品溶液，根据“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重复进样5次，并记录峰面积。橙皮苷、丹酚酸B、大黄酚峰面积的RSD分别为0.17%、0.20%、0.15%，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6.3 检测限和定量限
精密吸取橙皮苷、丹酚酸B、大黄酚对照品溶液适量，使用甲醇逐步稀释，至色谱图中上述3种成分的峰高分别为噪音的3倍和10倍，测得橙皮苷的检测限和定量限分别为0.18和1 μg/ml；丹酚酸B的检测限和定量限分别为0.3和1.2 μg/ml；大黄酚的检测限和定量限分别为1和5 μg/ml。
2.6.4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批号：41103033 563），并根据“2.1”项色谱条件在0、2、4、8、24、36 h测定。橙皮苷、丹酚酸B、大黄酚的峰面积的RSD分别为2.01%、2.22%、2.05%，结果表明：供试品在36 h内稳定。
2.6.5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批号：41103033 563），平行制备6份，并根据“2.1”项色谱条件进行测定，橙皮苷、丹酚酸B、大黄酚的峰面积的RSD分别为0.67%、2.00%、2.02%，表明系统重复性良好。
2.6.6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量取肾衰宁溶液1 ml，分别加入100%含量橙皮苷对照品（理论值为192.02 μg），100%含量丹酚酸B对照品（理论值为62.66 μg），100%含量大黄酚对照品（理论值35.22 μg），按照“2.2”项平行制备6份，并根据“2.1”的色谱条件进行测量，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加样回收率，平均加样回收分别为119.20%、84.69%、84.58%。结果见表4。
表 4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成分 取样量（V/ml） 样品含量（m/μg） 加入量（m/μg） 测得量（m/μg）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橙皮苷 1.00 383.02 95.88 773.46 101.80 100.27 1.00 380.39 95.88 764.91 100.26 1.00 380.31 95.88 763.64 99.95 1.00 384.46 95.88 771.17 100.83 1.00 385.81 95.88 772.95 100.94 1.00 389.20 95.88 764.32 97.81 丹酚酸B 1.00 120.79 31.80 250.42 101.91 98.82 1.00 122.50 31.80 251.14 101.12 1.00 125.56 31.80 248.78 96.87 1.00 127.57 31.80 254.87 100.07 1.00 127.74 31.80 251.44 97.25 1.00 127.75 31.80 249.44 95.66 大黄酚 1.00 72.67 17.79 138.19 92.06 97.36 1.00 69.62 17.79 135.41 92.44 1.00 68.46 17.79 140.83 101.69 1.00 71.03 17.79 141.25 98.66 1.00 68.98 17.79 141.57 102.00 1.00 71.92 17.79 141.17 97.30 回收率=（实测量-样品含量）/加入量×100%。
2.6.7 样品含量测定
取10批肾衰宁颗粒，按“2.2”项制备试液，按“2.1”项色谱条件测定，结果见表5。
表 5 10批肾衰宁样品中3种成分的测定结果药品批号 橙皮苷(μg/ml) 丹酚酸B(μg/ml) 大黄酚(μg/ml) 61103102 66.99 42.29 44.65 51103110 83.41 39.34 42.89 51103111 94.75 41.36 44.51 51103009 346 80.57 43.21 43.44 51103011 593 83.51 42.04 42.58 51103018 486 79.94 41.94 42.96 51103010 471 90.03 41.88 44.03 41103033 563 83.48 43.01 43.94 61103101 85,92 42.93 43.85 51103105 88.04 41.76 42.94 3. 讨论
3.1 检测波长的选择
在190~400 nm处全波长扫描，盐酸小檗碱、大黄素、大黄酚、丹酚酸B、蜕皮激素、甘草酸、甘草苷、橙皮苷分别在345、254、254、286、250、237、237、283 nm处有最大吸收，通过对比分析，在波长254 nm处，上述8种成分具有良好的响应，样品中相邻色谱峰的基线分离可以满足含量检测的要求。因此，选择波长254 nm作为检测波长。
3.2 样品前处理的方法优化
将肾衰宁粉末直接用水溶解后进样，发现样品出峰很少，所测成分在色谱条件下没有吸收。后用50%、70%、80%的甲醇溶解样品，发现用70%甲醇溶解出峰数最多，且所测成分在此条件下均有吸收，故选择70%甲醇进行样品的前处理。
3.3 流动相的选择
有文献报道，肾衰宁含量测定使用甲醇-0.1%磷酸[13]、乙腈-水-1%甲酸[14]、乙腈-05%磷酸[15]进行90 min的大梯度洗脱，发现色谱峰分不开，且特征峰较少。经过反复实验，确定乙腈-0.1%甲酸水溶液用作梯度洗脱的流动相，分离出样品中测得的特征峰，特征峰很多，峰形良好。
-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的通知[J/OL].[2020-04-05].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3/ 46c9294a7dfe4cef80dc7f5912eb1989.shtml [2] 徐峰. 常见病的非常规药物治疗[M]. 3版.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2: 1-3. [3] 徐峰, 黄瑾, 许铁峰. 超说明书用药[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9:1-7. [4] SWAMIDASS S J. Mining small-molecule screens to repurpose drugs[J]. Brief Bioinformatics,2011,12(4):327-335. doi: 10.1093/bib/bbr028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的通知[J/OL].[2020-04-05].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2/8334a8326dd94d329df351d7da8aefc2.shtml [6] 罗敏, 胡巧织, 肖桂荣, 等. 基于FAERS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用药安全信号挖掘研究: 磷酸氯喹[J]. 医药导报,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93.R.20200228.1358.004.html [7] HOLSHUE M L, DEBOLT C, LINDQUIST S, et al. First case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J]. N Engl J Med,2020,382(10):929-936. doi: 10.1056/NEJMoa2001191 [8] 郭宗儒.由同情用药发展为Ⅲ 期临床研究的瑞德西韦[J].药学学报,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3.r.20200211.1017.002.html [9] EINSTEIN D J. Compassion and compassionate use[J]. J Clin Oncol,2018,36(29):2969-2971. doi: 10.1200/JCO.18.00205 [10] BORYSOWSKI J, GÓRSKI A. Compassionate use of unauthorized drugs: Legal regulations and ethical challenges[J]. Eur J Intern Med,2019,65:12-16. doi: 10.1016/j.ejim.2019.04.008 [11] WEITZMAN S A, MARCY T. FDA treatment use regulations: a compassionate response[J]. AIDS Public Policy J,1987,2(2):22-32. [12] GOLODNER L F.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7: impact on consumers[J]. Clin Ther,1998,20(Suppl C):C20-C25. [13] GABAY M. 21st Century Cures Act[J]. Hosp Pharm,2017,52(4):264-265. doi: 10.1310/hpx5204-264 [14] PÉREZ MARÍN M, DECOSTERD L A, ANDRE P, et al. Compassionate use of letermovir in a 2-year-old immunocompromised child with resistant Cytomegalovirus disease[J]. J Pediatric Infect Dis Soc,2020,9(1):96-99. [15] 宋华琳, 刘炫. 同情用药法律制度的发展与改革——以美国经验为参照探讨同情用药制度的完善[N]. 中国医药报, 2020-02-28(3). [16] FUJIWARA Y, GOTO Y, KANDA S,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osimertinib in a Japanese compassionate use program[J]. Jpn J Clin Oncol,2017,47(7):625-629. doi: 10.1093/jjco/hyx050 [17] KREFTING F, BASARA N, SCHÜTTE W, et al. Clinical experience of immunotherapy treatment: efficacy and toxicity analysis of the compassionate use program of nivoluma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quamous cell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J]. Oncol Res Treat,2019,42(5):243-255. doi: 10.1159/000499321 [18] JORIS S, PIETERS T, SIBILLE A, et al. Real lif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nivolumab in older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Results from the Belgian compassionate use program[J]. J Geriatr Oncol, 2019: S1879-S4068(19)30188-2. [19]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J/OL].[2020-04-05].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76/357712.html [20] 杨悦. 实施同情用药 把控风险至关重要[N]. 健康报, 2020-02-25(5). 期刊类型引用(12)
1. 马启刚，徐光红，高贵，程志坤. 不同剂量羟考酮对胃肠肿瘤手术患者术后致痛物质水平和组织灌注及肠道屏障的影响. 中国临床研究. 2024(08): 1214-1218 . 
百度学术2. 杨岳，彭俊波，韩锋. 羟考酮复合右美托咪定对甲状腺腔镜手术患者全身麻醉气管插管应激反应的影响. 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 2024(05): 568-572 . 百度学术3. 杨芳. 舒芬太尼诱发呛咳反应的研究进展. 中国城乡企业卫生. 2023(01): 42-44 . 百度学术4. 李一男. 舒芬太尼在小儿疝气修补术中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医学创新. 2023(02): 124-127 . 百度学术5. 田岩，赵媛媛. 右美托咪定联合羟考酮在腹腔镜胃肠手术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中外医疗. 2023(23): 100-104 . 百度学术6. 童鹏才，徐小凯，洪婷，吴沛琴. 右美托咪定辅助全身麻醉对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麻醉恢复期躁动的影响及风险预测模型构建. 药品评价. 2023(08): 1024-1027 . 百度学术7. 吴维强，姚泽宇，王学军. 羟考酮与舒芬太尼在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PFNA内固定术中的应用效果对比. 局解手术学杂志. 2022(06): 515-519 . 百度学术8. 张武华，张宇菲. 羟考酮联合丙泊酚与舒芬太尼联合丙泊酚在气道困难者中的应用.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2022(11): 156-159 . 百度学术9. 邓国鹏，孙亮亮，孙能宏. 氢溴酸依他佐辛联合舒芬太尼对经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患者炎性因子及疼痛介质的影响. 现代医学与健康研究电子杂志. 2021(02): 32-34 . 百度学术10. 张迪，王珊珊，张洁，李燕爽. 腹腔镜术后麻醉苏醒期病人躁动防控措施的应用分析. 全科护理. 2021(30): 4262-4265 . 百度学术11. 杨振宇，周莉媛，钱家树，林学正. 低流量七氟醚复合舒芬太尼在盆腔炎性包块腹腔镜微创术中的麻醉作用. 中国妇幼保健. 2021(24): 5639-5643 . 百度学术12. 赵超，张潇，田皇华，王双华. 羟考酮复合舒芬太尼诱导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的麻醉效果观察. 名医. 2020(15): 70-72 . 百度学术其他类型引用(0)
-
点击查看大图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7845
- HTML全文浏览量: 2317
- PDF下载量: 40
- 被引次数: 12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