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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黑色素瘤的DC疫苗研究新进展

张馨月 台宗光 朱全刚 陈中建 鲍蕾蕾

魏雨辰, 田家盛, 王道鑫, 凌期盛, 王治, 缪朝玉. 烟酰胺单核苷酸口服给药对高血压大鼠的影响[J]. 药学实践与服务.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12006
引用本文: 张馨月, 台宗光, 朱全刚, 陈中建, 鲍蕾蕾. 治疗黑色素瘤的DC疫苗研究新进展[J].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3, 41(11): 643-647.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211043
WEI Yuchen, TIAN Jiasheng, WANG Daoxin, LING Qisheng, WANG Zhi, MIAO Chaoyu. The effects of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on hypertensive rats[J].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 and Service.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12006
Citation: ZHANG Xinyue, TAI Zongguang, ZHU Quangang, CHEN Zhongjian, BAO Leilei.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rapeutic DC vaccine against melanoma[J].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 and Service, 2023, 41(11): 643-647.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211043

治疗黑色素瘤的DC疫苗研究新进展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21104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172706,82073385)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张馨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疗,Email:luna_zhang163@163.com

    通讯作者: 鲍蕾蕾,副主任药师,研究方向:基于先进递药系统的肿瘤免疫疗法,Email: annabao212@126.com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rapeutic DC vaccine against melanoma

  • 摘要: 黑色素瘤是最具侵袭性的皮肤恶性肿瘤,易发生早期转移和治疗后复发。治疗性肿瘤疫苗是新兴的免疫疗法,具有毒性低以及可抑制肿瘤转移的特点。目前已有多个针对黑色素瘤治疗性疫苗的研究,其中黑色素瘤治疗性树突状细胞(DC)疫苗引起了广泛关注。虽然肿瘤治疗性DC疫苗在黑色素瘤中的疗效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但该类疫苗存在免疫效应不足、单独使用疗效不佳等问题,仍具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本文对黑色素瘤的治疗性DC疫苗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对肿瘤治疗性DC肿瘤的研究重点及优化策略进行展望。
  • 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是一种重要的代谢产物,其参与许多生化过程,如能量代谢、基因表达调控、DNA修复等[1, 2]。人体皮肤、血液、肝脏、肌肉和大脑中的NAD+浓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因此,增强NAD+可能在缓解相关的细胞功能和整体健康受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3]。烟酰胺单核苷酸(NMN)是NAD+生物合成的前体。体内外研究表明,补充NMN可以提高NAD+水平[4]。NMN可以缓解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展,包括中风[5]、心力衰竭[6]和心肌缺血等[7]。此外,NMN还与改善线粒体功能和潜在的抗衰老益处有关[8]。几项临床试验探索了NMN补充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标识号:NCT04228640[9],NCT04823260[10],UMIN000036321[11][8],证明了其对心血管保护的潜力。然而,NMN的研究仍然缺乏大规模可靠的人体试验数据,特别是关于其治疗高血压等特定疾病的疗效问题。虽然早期研究显示了一些有希望的结果,但需要更广泛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来证实其在不同患者群体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高血压是一系列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包括心脏、肾脏疾病以及中风等脑血管疾病[12],影响着全世界数百万人[13]。高血压的危险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导致靶器官损伤,发生如动脉粥样硬化、肾功能衰竭、心力衰竭和中风等疾病。高血压的发生与衰老和肥胖等因素有关,而这两者都源自于NAD+缺乏。因此,NAD+已成为高血压的潜在治疗靶点。

    目前关于NMN对高血压的影响研究相对有限。只有一项临床前实验表明NMN可以降低血管紧张素II(Ang II)诱导的高血压小鼠的血压[14]。另有一项临床研究表明,补充NMN可以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标识号:NCT04903210[14])。然而,目前的证据不足以将NMN开发为抗高血压药物,特别是其缺乏较为全面的临床前药效评价。因此需要更严格的研究来确定NMN是否能作为高血压治疗药物。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是一种遗传性高血压模型动物,常用于评估抗高血压药物[15-17]。双肾双夹(2K2C)大鼠是一种实验性易卒中肾血管性高血压模型动物,这些大鼠在术后2周内100%发生高血压[15, 16],也常用于评估抗高血压药物。本次研究中,我们采用单次胃瘘给药和长期药物饲料喂养方式给予受试大鼠NMN治疗,观察NMN对原发性和继发性高血压大鼠模型的血压和器官损伤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观察了终身给药NMN对2K2C大鼠模型死亡率和寿命的影响[15]

    Sprague-Dawley(SD)雄性大鼠(160~180 g)购于上海必凯科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K2C大鼠由SD大鼠双侧肾动脉嵌套0.2 mm内径的U型银夹制作而成。雄性SHR(250~290 g)购于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

    所有大鼠均饲养于独立通气笼盒(IVC)系统中,饲养温度为24±2°C,相对湿度为40%~60%,照明时间为8:00~20:00,自由饮食和饮水(特定情况除外)。本实验研究严格遵守实验动物福利等伦理原则。

    NMN(批号2021046B)由尚科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氯沙坦钾(Losartan)(批号LOSB-4-06210326)由浙江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戊巴比妥钠购于德国Merck公司,注射用青霉素钠购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肝素钠(批号H3v60)购于上海博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EVG弹力纤维染色试剂盒购于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U型银夹(0.2 mm内径)、血压与心率分析系统(型号MPA-HBBS)购于上海奥尔科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聚乙烯导管购于法国Biotrol公司。

    1.3.1   实验分组和治疗方案

    NMN单次给药治疗研究:包括SHR和2K2C大鼠两种模型,在各自模型实验中,大鼠均被随机分配为对照组(蒸馏水)和NMN给药组(200 mg/kg),并通过胃瘘导管给药。

    NMN长期给药(4周)治疗研究:包括SHR和2K2C大鼠两种模型,在各自模型实验中,大鼠均被随机分配为对照组(普通饲料)和NMN给药组[药物饲料,等效NMN剂量200 mg/(kg·d)]。

    生存时间观察研究:采用2K2C大鼠模型,实验包括假手术组(正常SD大鼠,普通饲料)和2K2C造模组,2K2C造模组大鼠再被随机分为模型组(普通饲料)、氯沙坦给药组[药物饲料,等效剂量20 mg/(kg·d)]和NMN给药组[药物饲料,等效剂量200 mg/(kg·d)]。

    1.3.2   2K2C大鼠模型制备

    2K2C模型是通过在正常SD大鼠的两个肾动脉上放置0.2 mm尺寸的银夹后造成的高血压模型,参考本教研室文献及方案[16,17]。简言之,SD大鼠用2%戊巴比妥钠(40 mg/kg)麻醉,腹部切口,轻轻翻转肾脏,游离出肾动脉后放上内径为0.2 mm的U形银夹。在另一侧肾脏重复相同步骤。小心复位肾脏和周围组织。假手术的大鼠进行相同的操作至游离血管步骤,但不放置U形银夹。以上步骤完成后,滴加青霉素,缝合。然后将大鼠放在电热毯上,苏醒后送回IVC系统笼。

    1.3.3   胃瘘给药操作方法

    用2%戊巴比妥钠(40 mg/kg)麻醉大鼠,腹部区域脱毛并消毒,自剑突下沿腹部中间切口2 cm,使用无菌棉签将胃轻轻拉出,于近幽门段并且避开血管作荷包预缝合,预留区域内戳出小孔,迅速将胃瘘导管缠有胶布端插入胃内,拉紧预缝合线固定导管,经背部皮下牵引至颈后穿出并固定。随后,将胃瘘导管以大鼠马甲方式固定于背部防止动物清醒后抓咬。手术完成后,动物于电热毯上保温至复苏。

    1.3.4   清醒自由活动测量血压

    参考本教研室文献及方案[15, 16],用2%戊巴比妥钠(40 mg/kg)麻醉大鼠,左侧腹股沟区域脱毛并消毒,并沿股动脉方向切开皮肤,暴露股动脉。游离出一段股动脉,插入特制的PE测压导管,导管前端依次穿行过股动脉、髂总动脉并最后进入腹主动脉,此时测得血压为腹主动脉血压,导管的另一端沿皮下穿行至颈部背侧皮肤后穿出,用自制马甲固定,缝合伤口。术后,大鼠饲养于测量系统笼里适应环境,自由饮食和饮水。24 h后,测压导管连接压力传感器,经MPA-HBBS数据分析系统处理后将压力信号转化为血压波形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同时以0.3 ml/h的速率连续输注25 U/ml肝素钠,以防止测压过程中凝血。

    NMN单次给药实验中,大鼠股动脉插管手术后次日上午9:00开启测量系统,连续记录血压和心率信号。12:00,通过胃管给予相应的药物(NMN或蒸馏水)。连续记录24 h血压和心率变化(取给药前1 h的数据作为基础血压和心率)。NMN长期给药实验中,NMN给药组和对照组的大鼠同样使用上述方法进行血压和心率测量,并连续记录2 h。

    1.3.5   器官大体形态学和病理形态学分析

    在完成血压和心率测量后,大鼠再次麻醉并迅速打开胸腔,用4 ℃预冷的生理盐水对大鼠进行心脏灌注。取出脑、肝脏、心脏、肾脏和主动脉(从左锁骨下动脉分支到横膈膜段),测量器官重量,以及主动脉长度、左心室壁厚度、肾皮质和髓质厚度。随后,将脑、心脏、主动脉、和肾脏用4%多聚甲醛固定,并进行病理形态学分析,包括EVG、苏木素-伊红(HE)和Masson染色[18]

    1.3.6   统计学分析

    所有实验数据均以“均值±标准误(mean±SEM)”表示。使用GraphPad Prism 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非配对Student-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生存曲线使用Log-rank检验分析。以P<0.05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SHR是一种原发性高血压大鼠模型,单次给予200 mg/kg NMN后,2 h内,NMN给药组和溶剂对照组的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或心率没有显著差异(图1:A-D)。对NMN给药后2 h和24 h内的区间血压进行测量分析,两组的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或心率均值也没有显著差异(图1:E-H)。

    图  1  单次NMN治疗对SHR的血压、心率及靶器官损伤的影响(n=5)
    A-D. 单次给药后2 h内的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和心率的动态测量值;E-H. 单次给药前和给药后2、24 h区间内的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和心率平均值;I. 脑、肝、肾、心脏、心室、左心室和主动脉的相对器官重量;J. 主动脉重量与长度比;K. 左心室壁厚度;L. 肾皮质与髓质厚度比;M. 脑血管EVG染色、心脏Masson染色、主动脉和肾脏HE染色的代表图

    高血压还可导致心室肥大、主动脉增厚、肾脏皮质萎缩等靶器官损伤。进一步比较两组大鼠的器官损伤程度,与溶剂对照组相比,NMN给药组的脑、肝、肾、心脏、心室、左心室和主动脉的器官相对重量没有显著变化(图1:I)。同时,两组在主动脉重量与长度比、左心室壁厚度和肾皮质与髓质厚度比方面也没有显著差异(图1:J-L)。

    对脑血管进行EVG染色,两组大鼠的弹力纤维均清晰、完整,没有发生显著的病理损伤;对心脏进行Masson染色,也没有发现NMN可以改善血管周围的胶原纤维分布;对主动脉和肾脏进行HE染色,同样没有发现NMN减轻主动脉厚度或改善肾小球萎缩等病变(图1:M)。这些结果表明,在SHR模型中,单次给药NMN对血压或器官保护方面没有治疗作用。

    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进一步在SHR模型上长期给予NMN药物饲料喂养4周,等效剂量为200 mg/(kg·d),以评估其对血压和器官损伤的影响。与对照组相比,长期NMN药物饲料治疗组的大鼠体重没有显著变化,但第4周时,NMN给药组大鼠的进食量显著增加(图2:A-B)。NMN药物饲料喂养4周后,对照组和NMN给药组的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或心率均没有显著差异(图2:C-F)。

    图  2  长期NMN治疗对SHR的血压和心率的影响(n=5)

    比较两组大鼠的器官损伤程度,与NMN单次给药治疗的结果相似,NMN药物饲料治疗4周依然没有显著的靶器官保护作用(图2:G-K)。这些结果表明,在SHR模型中,NMN长期给药也没有降低血压或器官保护作用。

    2K2C大鼠模型是继发性高血压的实验室模型,通过2K2C手术造模后,大鼠血压明显升高[16],进一步研究了在2K2C大鼠模型中单次给药200 mg/kg NMN的治疗效果。与SHR模型中观察到的结果一致,与对照组相比,单次给药NMN后2 h或24 h内对血压和心率没有影响(图3:A-H)。2K2C大鼠单次服用NMN后,脑、心脏、肾脏和主动脉等组织的形态学评估和病理染色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器官保护作用(图3:I-M)。这些结果表明,在2K2C模型中,单次给药NMN对血压或器官保护方面也没有显著影响。

    图  3  单次NMN治疗对2K2C大鼠的血压、心率和器官损伤的影响(n=5)
    A-D. 单次给药后2 h内的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和心率的实时测量值;E-H. 单次给药前和给药后2、24 h区间内的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和心率平均值;I. 脑、肝、肾、心脏、心室、左心室和主动脉的相对器官重量;J. 主动脉重量与长度比;K. 左心室壁厚度;L. 肾皮髓质厚度比;M. 脑血管EVG染色、心脏Masson染色、主动脉和肾脏HE染色的代表图

    在2K2C模型中长期给予NMN 200 mg/(kg·d),与对照组相比,长期NMN治疗组的体重没有显著变化,尽管第4周的进食量明显减少(图4:A-B)。连续给予NMN 4周后,测量两组大鼠的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或心率,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图4:C-F)。形态学评估,包括脑、肝、肾、心脏、心室、左心室和主动脉的相对器官重量;主动脉重量与长度比;左心室壁厚度、和肾皮质与髓质厚度比;结合EVG、Masson和HE染色,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图4:G-K)。这些结果表明,在2K2C模型中,长期给药NMN对血压或器官保护也没有显著影响。

    图  4  长期NMN治疗对2K2C大鼠的血压和心率的影响(n=5)
    A.体重;B. 进食量;C-F. 长期给药4周后的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和心率;G. 脑、肝、肾、心脏、心室、左心室和主动脉的相对器官重量;H. 主动脉重量与长度比;I. 左心室壁厚度;J. 肾皮髓质厚度比;K. 脑血管EVG染色、心脏Masson染色、主动脉和肾脏HE染色的代表图*P<0.05,NMN给药组与对照组比较。

    NMN在多种病理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10]。进一步考察终身服用NMN是否可以延长2K2C高血压大鼠的存活时间。治疗期间,各组大鼠的体重或进食量没有显著差异(图5:A-B)。与假手术组相比,2K2C模型大鼠的存活时间显著减少,经氯沙坦治疗后,2K2C大鼠的存活时间显著延长。而NMN治疗的2K2C大鼠生存曲线与模型组没有显著差异(图5C)。以上结果表明,在2K2C模型中,NMN没有延长高血压大鼠存活时间的作用。

    图  5  长期NMN治疗对2K2C大鼠存活时间的影响(n=25~27)
    A. 体重;B. 进食量;C. 生存曲线***P<0.001,与假手术组比较;###P<0.001,与模型组比较;▲▲P<0.01,NMN给药组与氯沙坦给药组比较,C图中均使用Log-rank检验方法。

    本研究使用两种成熟的高血压大鼠模型:SHR和2K2C大鼠模型,探讨了NMN对高血压的可能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上述模型中,单次或长期NMN治疗均未显示出显著的抗高血压和保护器官损伤作用,也没有延长生存时间的作用。

    高血压对健康存在重大威胁,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如心脏疾病、中风和慢性肾病等。抗高血压治疗在高血压的管理中至关重要。氯沙坦是一种经典的抗高血压药物,能够特异性拮抗血管紧张素II的AT1型受体,并在2K2C和易卒中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SP)模型中被证明存在降低血压,减轻器官损伤,延长存活时间的作用[15, 19]。因此,我们选择氯沙坦作为阳性对照药物,它显著延长了高血压大鼠的存活时间。相比之下,NMN并没有延长高血压大鼠的存活时间。此外,在2K2C大鼠和SHR模型中,无论是单次治疗还是长期治疗,NMN对高血压和器官损伤都没有影响。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在AngⅡ诱导的高血压小鼠模型中证明了NMN有抗高血压和器官保护作用[14]。有几个因素可能导致我们的发现与该团队的发现之间存在差异,如动物模型、给药方案、NMN给药时间和血压测量方法的变化,特别是所用模型之间的差异,SHR和2K2C大鼠模型更广泛地用于评估抗高血压药物的效果。我们使用了与该团队近似的药物剂量进行单次和长期给药来评估NMN药效,但该团队只研究了长期给药。此外,实验动物的血压测量方法可能是观察到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更为准确的清醒自由活动大鼠血压测定方法,而该团队采用了非侵入性尾套法。总的来说,我们直接评估了NMN对SHR和2K2C大鼠经典高血压模型中高血压和器官损伤的影响,发现NMN对高血压大鼠的血压和器官损伤没有治疗作用。

    同时,氯沙坦的降血压作用已多次被我们证实,例如,在2K2C模型上,长期给药氯沙坦4周,收缩压降低约40 mmHg[15],并且氯沙坦的降压作用被国内外广泛证明。因此研究NMN治疗对血压的影响实验中,不设氯沙坦阳性药对照组。而前期我们未证明过氯沙坦对大鼠寿命的影响,因此选择氯沙坦作为阳性对照药物,发现它显著延长了高血压大鼠的存活时间。

    关于文中NMN剂量的选择,目前,NMN在各种人群中通常用作营养保健品,剂量范围为50~150 mg/d[20]。小鼠常用NMN剂量为300 mg/kg,对应大鼠剂量约为200 mg/kg,对应人(70 kg)剂量为33 mg/kg;临床试验剂量最大一般设为900 mg/d[21],因此,上述剂量已是较大剂量,若再尝试加大剂量没有实际应用价值,故未设计再高剂量组。

    综上,本研究评估了单次和长期NMN治疗对SHR和2K2C大鼠模型中高血压和器官损伤的影响。结果表明,NMN对高血压大鼠的血压、器官损伤和寿命均没有影响,这些发现为NMN的未来临床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和参考。

  • 表  1  黑色素瘤治疗性DC疫苗的临床试验

    DC疫苗方案 临床试验编号 临床试验阶段 开始日期 临床试验结果
    DC-疫苗 NCT01042366 Ⅱ期 2002年 因进展缓慢而终止,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
    自体肿瘤细胞的抗原DC疫苗 NCI-V01-1646 Ⅱ期 2003年 治疗耐受性良好,在54例患者的临床试验中,30例患者5年生存率高达54%
    DC-疫苗 NCT00125749 Ⅰ期 2005年 中位生存率提高
    自体肿瘤细胞的抗原DC疫苗 NCT00436930 Ⅱ期 2007年 与肿瘤细胞疫苗相比,DC疫苗组的生存率较优,中位生存时间15.9个月,2年生存率为72%
    自体肿瘤细胞的抗原DC疫苗 NCT00948480 Ⅱ期 2009年 注射疫苗的患者中位生存期延长22.9个月,死亡风险降低70%
    基于pDC的疫苗 NCT01690377 Ⅰ期 2012年 14例患者中有4例获得长期无进展生存(12 ~ 35个月),且其中3例与T细胞应答增强有关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基于DC的
    疫苗
    NCT02678741 Ⅰ/Ⅱ期 2016 年 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应用导致疫苗有效性
    增强
    含有肽的天然髓系 DC 疫苗 NCT02993315 Ⅲ期 2016年 在进行中
    派姆单抗、环磷酰胺和DC疫苗 NCT03092453 Ⅰ期 2017年 在进行中
    自体全肿瘤细胞裂解物诱导的自体 DC 联合化疗药物环磷酰胺
    NCT03671720
    Ⅰ期 2018年 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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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PALUNCIC J, KOVACEVIC Z, JANSSON P J, et al. Roads to melanoma: key pathways and emerging players in melanoma progression and oncogenic signaling[J]. Biochim Biophys Acta, 2016, 1863(4): 770-784. doi:  10.1016/j.bbamcr.2016.01.025
    [2] ZHANG S W, SUN K X, ZHENG R S, et al.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2015[J]. J Natl Cancer Cent, 2021, 1(1): 2-11. doi:  10.1016/j.jncc.2020.12.001
    [3] 高天文, 郭伟楠. 中国黑素瘤研究进展与新治疗策略[J]. 中华皮肤科杂志, 2021, 54(1): 27-32.
    [4] OLBRYT M, PIGŁOWSKI W, RAJCZYKOWSKI M, et al. Genetic profiling of advanced melanoma: candidate mutations for predicting sensitivity and resistance to targeted therapy[J]. Targ Oncol, 2020, 15(1): 101-113. doi:  10.1007/s11523-020-00695-0
    [5] SIEGEL R L, MILLER K D, WAGLE N S, et al. Cancer statistics, 2023[J]. CA A Cancer J Clinicians, 2023, 73(1): 17-48. doi:  10.3322/caac.21763
    [6] WEISS S A, WOLCHOK J D, SZNOL M. Immunotherapy of melanoma: facts and hopes[J]. Clin Cancer Res, 2019, 25(17): 5191-5201. doi:  10.1158/1078-0432.CCR-18-1550
    [7] GUO C Q, MANJILI M H, SUBJECK J R, et al. Therapeutic cancer vaccin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Adv Cancer Res, 2013, 119: 421-475.
    [8] SCHWARTZENTRUBER D J, LAWSON D H, RICHARDS J M, et al. gp100 peptide vaccine and interleukin-2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melanoma[J]. N Engl J Med, 2011, 364(22): 2119-2127. doi:  10.1056/NEJMoa1012863
    [9] BUTTERFIELD L H, VUJANOVIC L, SANTOS P M, et al. Multiple antigen-engineered DC vaccines with or without IFNα to promote antitumor immunity in melanoma[J]. J Immunother Cancer, 2019, 7(1): 113. doi:  10.1186/s40425-019-0552-x
    [10] DING Z Y, LI Q, ZHANG R, et al. Personalized neoantigen pulsed dendritic cell vaccine for advanced lung cancer[J].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1, 6(1): 26. doi:  10.1038/s41392-020-00448-5
    [11] MOSAHEB M M, BROWN M C, DOBRIKOVA E Y, et al. Harnessing virus tropism for dendritic cells for vaccine design[J]. Curr Opin Virol, 2020, 44: 73-80. doi:  10.1016/j.coviro.2020.07.012
    [12] MIRANDA L, Broz, . Dissecting the tumor myeloid compartment reveals rare activating antigen-presenting cells critical for T cell immunity[J]. Cancer Cell, 2014, 26(5): 638-652. doi:  10.1016/j.ccell.2014.09.007
    [13] 肖鹏, 曹雪涛, 王青青. 恶性肿瘤免疫治疗的现状及展望[J]. 实用肿瘤杂志, 2016, 31(1): 5-9. doi:  10.13267/j.cnki.syzlzz.2016.01.003
    [14] Hélène, Salmon, . Expansion and activation of CD103+ dendritic cell progenitors at the tumor site enhances tumor responses to therapeutic PD-L1 and BRAF inhibition[J]. Immunity, 2016, 44(4): 924-938. doi:  10.1016/j.immuni.2016.03.012
    [15] KWAK M, LEICK K M, MELSSEN M M, et al. Vaccine strategy in melanoma[J]. Surg Oncol Clin N Am, 2019, 28(3): 337-351. doi:  10.1016/j.soc.2019.02.003
    [16] Roberts E, Broz M, Binnewies M, et al. Critical Role for CD103(+)/CD141(+) Dendritic Cells Bearing CCR7 for Tumor Antigen Trafficking and Priming of T Cell Immunity in Melanoma[J]. Cancer Cell, 2016: 324-336. doi:  10.1016/j.ccell.2016.06.003
    [17] GARDNER A, DE MINGO PULIDO Á, RUFFELL B. Dendritic cells and their role in immunotherapy[J]. Front Immunol, 2020, 11: 924. doi:  10.3389/fimmu.2020.00924
    [18] WCULEK S K, CUETO F J, MUJAL A M, et al. Dendritic cells in cancer immunology and immunotherapy[J]. Nat Rev Immunol, 2020, 20(1): 7-24. doi:  10.1038/s41577-019-0210-z
    [19] PATIDAR A, SELVARAJ S, SARODE A, et al. DAMP-TLR-cytokine axis dictates the fate of tumor[J]. Cytokines, 2018, 104: 114-123. doi:  10.1016/j.cyto.2017.10.004
    [20] JONGBLOED S L, KASSIANOS A J, MCDONALD K J, et al. Human CD141+ (BDCA-3)+ dendritic cells (DCs) represent a unique myeloid DC subset that cross-presents necrotic cell antigens[J]. J Exp Med, 2010, 207(6): 1247-1260. doi:  10.1084/jem.20092140
    [21] GUILLIAMS M, GINHOUX F, JAKUBZICK C, et al. Dendritic cells, monocytes and macrophages: a unified nomenclature based on ontogeny[J]. Nat Rev Immunol, 2014, 14(8): 571-578. doi:  10.1038/nri3712
    [22] COLLIN M, BIGLEY V. Human dendritic cell subsets: an update[J]. Immunology, 2018, 154(1): 3-20. doi:  10.1111/imm.12888
    [23] VanDeLaar, L, Coffer, et al. Regulation of dendritic cell development by GM-CSF: Molecular control and implications for immune homeostasis and therapy[J]. Blood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 2012. doi:  10.1182/blood-2011-11-370130
    [24] SCHULER G. Dendritic cells in cancer immunotherapy[J]. Eur J Immunol, 2010, 40(8): 2123-2130. doi:  10.1002/eji.201040630
    [25] RODRÍGUEZ PÉREZ Á, CAMPILLO-DAVO D, VAN TENDELOO V F I, et al. Cellular immunotherapy: a clinical state-of-the-art of a new paradigm for cancer treatment[J]. Clin Transl Oncol, 2020, 22(11): 1923-1937. doi:  10.1007/s12094-020-02344-4
    [26] SAADELDIN M K, ABDEL-AZIZ A K, ABDELLATIF A. Dendritic cell vaccine immunotherapy;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cancer and COVID-19. A hypothesis[J]. Med Hypotheses, 2021, 146: 110365. doi:  10.1016/j.mehy.2020.110365
    [27] PALUCKA A K, UENO H, CONNOLLY J, et al. Dendritic cells loaded with killed allogeneic melanoma cells can induce objective clinical responses and MART-1 specific CD8+ T-cell immunity[J]. J Immunother, 2006, 29(5): 545-557. doi:  10.1097/01.cji.0000211309.90621.8b
    [28] SABADO R L, BHARDWAJ N. Dendritic cell immunotherapy[J]. Ann NY Acad Sci, 2013, 1284(1): 31-45. doi:  10.1111/nyas.12125
    [29] MIURA R, SAWADA S I, MUKAI S A, et al. Synergistic anti-tumor efficacy by combination therapy of a self-assembled nanogel vaccine with an immune checkpoint anti-PD-1 antibody[J]. RSC Adv, 2020, 10(14): 8074-8079. doi:  10.1039/C9RA10066K
    [30] YI D H, APPEL 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dendritic cell-based cancer immunotherapy[J]. Scand J Immunol, 2013, 78(2): 167-171. doi:  10.1111/sji.12060
    [31] LEE M, PARK C S, LEE Y R, et al. Resiquimod, a TLR7/8 agonist, promotes differentiation of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into macrophages and dendritic cells[J]. Arch Pharm Res, 2014, 37(9): 1234-1240. doi:  10.1007/s12272-014-0379-4
    [32] Beek J J P V, Georgina Flórez-Grau, Gorris M A J, et al. Human pDCs Are Superior to cDC2s in Attracting Cytolytic Lymphocytes in Melanoma Patients Receiving DC Vaccination[J]. Cell Reports, 2020, 304): 1027-1038. e4. doi:  10.1016/j.celrep.2019.12.096
    [33] DILLMAN R O, CORNFORTH A N, DEPRIEST C, et al. Tumor stem cell antigens as consolidative active specific immunotherapy: a randomized phase II trial of dendritic cells versus tumor cells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melanoma[J]. J Immunother, 2012, 35(8): 641-649. doi:  10.1097/CJI.0b013e31826f79c8
    [34] SQUADRITO M L, CIANCIARUSO C, HANSEN S K, et al. EVIR: chimeric receptors that enhance dendritic cell cross-dressing with tumor antigens[J]. Nat Methods, 2018, 15(3): 183-186. doi:  10.1038/nmeth.4579
    [35] CARRENO B M, MAGRINI V, BECKER-HAPAK M, et al. Cancer immunotherapy. A dendritic cell vaccine increases the breadth and diversity of melanoma neoantigen-specific T cells[J]. Science, 2015, 348(6236): 803-808. doi:  10.1126/science.aaa3828
    [36] ZUPANČIČ E, CURATO C, KIM J S, et al. Nanoparticulate vaccine inhibits tumor growth via improved T cell recruitment into melanoma and huHER2 breast cancer[J]. Nanomedicine, 2018, 14(3): 835-847. doi:  10.1016/j.nano.2017.12.011
    [37] YAZDANI M, JAAFARI M R, VERDI J, et al. Ex vivo- generated dendritic cell-based vaccines in melanoma: the role of nanoparticulate delivery systems[J]. Immunotherapy, 2020, 12(5): 333-349. doi:  10.2217/imt-2019-0173
    [38] PAYANDEH Z, YARAHMADI M, NARIMAN-SALEH-FAM Z, et al. Immune therapy of melanoma: overview of therapeutic vaccines[J]. J Cell Physiol, 2019, 234(9): 14612-14621. doi:  10.1002/jcp.28181
    [39] Celluzzi C M, Falo L D. Epidermal Dendritic Cells Induce Potent Antigen-Specific CTL-Mediated Immunity[J].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1997, 108(5): 716-720. doi:  10.1111/1523-1747.ep12292095
    [40] S, Wilgenhof. A phase IB study on intravenous synthetic mRNA electroporated dendritic cell immunotherapy in pretreated advanced melanoma patients[J]. Annals of Oncology, 2013. doi:  10.1093/annonc/mdt245
    [41] WILGENHOF S, CORTHALS J, HEIRMAN C, et al. Phase II study of autologous monocyte-derived mRNA electroporated dendritic cells (TriMixDC-MEL) plus ipilimumab in patients with pretreated advanced melanoma[J]. J Clin Oncol, 2016, 34(12): 1330-1338. doi:  10.1200/JCO.2015.63.4121
    [42] WILGENHOF S, CORTHALS J, VAN NUFFEL A M T, et al. Long-term clinical outcome of melan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messenger RNA-electroporated dendritic cell therapy following complete resection of metastases[J]. Cancer Immunol Immunother, 2015, 64(3): 381-388. doi:  10.1007/s00262-014-1642-8
    [43] FANG P, LI X Y, DAI J, et al. Immune cell subset differentiation and tissue inflammation[J]. J Hematol Oncol, 2018, 11(1): 97. doi:  10.1186/s13045-018-0637-x
  • [1] 曹奇, 张嘉宝, 王培.  基于无监督自动降维分析与手动圈门联用的骨骼肌髓系细胞多色流式分析方法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5, 43(3): 118-122.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04077
    [2] 杨金润, 黎翔, 孙旸.  ORM1促肝细胞增殖的作用及其机制探索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5, 43(5): 1-6.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10014
    [3] 游飘雪, 陈兰, 施艺玮, 王辉, 晁亮, 洪战英.  脑胶质瘤微流控芯片模型的构建及中药半枝莲药效评价应用研究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5, 43(2): 59-66.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09034
    [4] 施乔, 韩贵焱, 张俊腾, 刘娜.  新型Hsp90抑制剂的设计合成及其抗真菌和抗肿瘤活性研究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5, 43(3): 124-135.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501019
    [5] 段禹, 刘爱军.  活血化瘀法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研究进展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5, 43(4): 1-6.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08045
    [6] 迟文雅, 袁艳, 李伟林, 吴茼妤, 俞媛.  负载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白藜芦醇脂质体的水凝胶支架治疗创伤性脑损伤的研究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5, 43(2): 67-74.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06034
    [7] 周娇, 郑建雨, 王思真, 杨峰.  mRNA肿瘤疫苗非病毒递送系统研究进展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5, 43(3): 109-116.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10034
    [8] 宋泽成, 陈林林, 鲁仁义, 刘梦肖, 王彦.  脓毒症治疗的研究进展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11): 457-460, 502.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05059
    [9] 冯志惠, 邓仪卿, 叶冰, 安培, 张宏, 张海军.  雀梅藤石油醚提取物诱导三阴性乳腺癌细胞凋亡的实验研究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6): 253-259.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311055
    [10] 修建平, 杨朝爱, 刘禧澳, 潘乾禹, 韦广旭, 王卫星.  全反式维甲酸对肝星状细胞活化及氧化应激的作用和机制探索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7): 291-296.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312054
    [11] 姜涛, 徐卫凡, 蒋益萍, 夏天爽, 辛海量.  巴戟天丸组方对Aβ损伤成骨细胞的作用及基于网络药理学的机制研究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7): 285-290, 296.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305011
    [12] 杨媛媛, 安晓强, 许佳捷, 江键, 梁媛媛.  正极性驻极体联合5-氟尿嘧啶对瘢痕成纤维细胞生长抑制的协同作用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6): 244-247.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310027
    [13] 孙丹倪, 黄勇, 张嘉宝, 王培.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无创诊断与药物治疗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10): 411-418.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03049
    [14] 张晶晶, 索丽娜, 郑兆红.  89例细菌性肝脓肿的临床特征及抗感染治疗分析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6): 267-272.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302039
    [15] 顾佳钰, 胡馨儿, 王晓飞, 张颖, 张海, 曹岩.  侧流免疫层析定量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7): 273-277, 284.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307037
    [16] 宋雨桐, 夏德润, 顾珩, 唐少文, 易洪刚, 沃红梅.  帕博利珠单抗与铂类化疗方案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中的药物经济学评价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8): 334-340.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303023
    [17] 刘丽艳, 余小翠, 孙传铎.  纳武利尤单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有效性及安全性的Meta分析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10): 451-456.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310044
    [18] 马兹芬, 许维恒, 金煜翔, 薛磊.  食管癌的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研究进展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6): 231-237.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306008
    [19] 石晓萍, 吕迁洲, 李晓宇, 许青.  泊沙康唑对比伏立康唑经验治疗或诊断驱动治疗免疫功能低下患者侵袭性霉菌病的成本-效果分析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12): 512-519.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01050
    [20] 唐淑慧, 凤美娟, 薛智霞, 鲁桂华.  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所致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与中医体质的相关性研究 .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4, 42(5): 217-222.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3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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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2-11-15
  • 修回日期:  2023-05-08
  • 网络出版日期:  2023-11-25
  • 刊出日期:  2023-11-25

治疗黑色素瘤的DC疫苗研究新进展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21104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172706,82073385)
    作者简介:

    张馨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疗,Email:luna_zhang163@163.com

    通讯作者: 鲍蕾蕾,副主任药师,研究方向:基于先进递药系统的肿瘤免疫疗法,Email: annabao212@126.com

摘要: 黑色素瘤是最具侵袭性的皮肤恶性肿瘤,易发生早期转移和治疗后复发。治疗性肿瘤疫苗是新兴的免疫疗法,具有毒性低以及可抑制肿瘤转移的特点。目前已有多个针对黑色素瘤治疗性疫苗的研究,其中黑色素瘤治疗性树突状细胞(DC)疫苗引起了广泛关注。虽然肿瘤治疗性DC疫苗在黑色素瘤中的疗效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但该类疫苗存在免疫效应不足、单独使用疗效不佳等问题,仍具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本文对黑色素瘤的治疗性DC疫苗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对肿瘤治疗性DC肿瘤的研究重点及优化策略进行展望。

English Abstract

魏雨辰, 田家盛, 王道鑫, 凌期盛, 王治, 缪朝玉. 烟酰胺单核苷酸口服给药对高血压大鼠的影响[J]. 药学实践与服务.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12006
引用本文: 张馨月, 台宗光, 朱全刚, 陈中建, 鲍蕾蕾. 治疗黑色素瘤的DC疫苗研究新进展[J]. 药学实践与服务, 2023, 41(11): 643-647.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211043
WEI Yuchen, TIAN Jiasheng, WANG Daoxin, LING Qisheng, WANG Zhi, MIAO Chaoyu. The effects of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on hypertensive rats[J].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 and Service.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412006
Citation: ZHANG Xinyue, TAI Zongguang, ZHU Quangang, CHEN Zhongjian, BAO Leilei.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rapeutic DC vaccine against melanoma[J].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 and Service, 2023, 41(11): 643-647. doi: 10.12206/j.issn.2097-2024.202211043
  • 黑色素瘤由遗传和环境等因素诱导的表皮黑色素细胞恶变引起,是最具侵袭性的皮肤恶性肿瘤[1]。近年来黑色素瘤成为发病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发病率的年增长高达3%~5%。我国黑色素瘤年发病率虽然明显低于西方国家,但仍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2-3]。早期黑色素瘤治疗方式以手术为主,而对于我国黑色素瘤患者而言,由于早期诊断不足、亚型的分布异于西方国家,需要系统治疗的患者群体比例较高。晚期或转移性黑色素瘤的治疗策略包括:化学疗法、放射疗法、靶向疗法和免疫疗法。化疗与放疗因其非特异性和治疗抗性,在晚期黑色素瘤治疗中的意义有限。根据特定突变基因的靶向疗法应用广泛,但易产生耐药性,在治疗的数月内即导致复发[4]。晚期黑色素瘤的发病率较高,在美国癌症新发病例中排名第五。仅在2022年,美国有99 780例新发黑色素瘤病例,其中死亡病例7 650例[5]。由于黑色素瘤较高的发病率以及晚期黑色素瘤的治疗抗性,因此寻找新型有效的晚期黑色素瘤治疗方法成为了目前黑色素瘤治疗学的研究重点。

    黑色素瘤是典型的高突变负荷肿瘤,具有高免疫原性特征[6],对免疫疗法较为敏感。在众多免疫疗法中,治疗性疫苗目的在于诱导针对肿瘤表达抗原的免疫识别,可以有效抑制黑色素瘤的转移与复发,并且毒性较低,这种优势是其他疗法所不具备的[7]。随着对肿瘤抗原呈递和免疫反应生物学的理解,研究者开始关注于针对特异抗原的疫苗设计优化。

    由于树突状细胞(DC)可产生激活T细胞的全部信号,在肿瘤免疫反应的启动、编程和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肿瘤治疗性DC疫苗成为了黑色素瘤治疗性疫苗的研究热点。本文将肿瘤治疗性DC疫苗在黑色素瘤中的研究及应用现状进行归纳整理,并对其局限性以及可能的改进策略进行探讨。

    • 肿瘤治疗性疫苗通过让免疫细胞识别肿瘤特异性抗原,调动人体的免疫系统来打击肿瘤细胞,在免疫机制上它跟传统的预防性疫苗有相似之处,是一种针对肿瘤的免疫疗法。目前共有4种类型的疫苗用于治疗黑色素瘤,其中包括基于肿瘤细胞的疫苗、基于肽的疫苗和基于基因的疫苗以及基于DC的疫苗[8- 9]

      DC作为主要的抗原递呈细胞是近年来肿瘤疫苗的研究热点[10]。由于DC是促进T细胞免疫效应的关键一环[11],在针对肿瘤的免疫反应中,DC采用多种机制摄取肿瘤相关抗原(TAA),通过在淋巴组织中迁移,并调节促炎因子及趋化因子的生成,最终调控T细胞的归巢,引发适应性免疫[12]。肿瘤抗原和DC作为基于DC的治疗性肿瘤疫苗发挥作用的主要成分,在组成疫苗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提取患者体内原代DC,在体外携载抗原后,作为疫苗回输体内。这类负载抗原的疫苗比仅由抗原和佐剂组成的疫苗诱导更强的免疫反应[10]。另外一种是通过诱导 DC 在体内摄取肿瘤抗原[13],由此增强黑色素瘤转移患者的CD8+ T细胞和CD4+ T细胞反应[14]。因此,肿瘤抗原和DC是治疗性肿瘤疫苗发挥作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 肿瘤表面的MHC抗原引发T细胞的活化与增殖,从而启动针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反应。MHC I类抗原呈递通常激活CD8+ T细胞,而MHC II类抗原呈递激活CD4+ T细胞[14]。通过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使肿瘤得到缓解并形成针对肿瘤的长期免疫记忆,抑制复发以达到产生最佳免疫效应[12]。疫苗佐剂通常会刺激抗原呈递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 APC)上的模式识别受体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 PRR)。这些PRR可识别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PAMP)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 DAMP)等激活APC,增加抗原传递,从而激活NK、T细胞等免疫效应细胞。疫苗佐剂与肿瘤相关抗原共同作用可改善特异性免疫反应,从而增强抗肿瘤疗效[15- 16]

    • DC是最重要的APC[17],包括多种不同功能的亚型。常规DC(cDC)负责呈递抗原,是肿瘤疫苗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cDC促进肿瘤部位的CD4+ T细胞和 CD8+ T 细胞迁移到淋巴系统并建立免疫记忆[18]。未成熟cDC最初停留在淋巴组织之外,可通过Toll样受体 (TLR)信号,响应来自肿瘤细胞的DAMP成为成熟cDC[19]。成熟cDC专门从事抗原摄取以及向幼稚T细胞的呈递抗原,参与形成第一信号(MHC-抗原肽-TCR复合物)以及第二信号(APCs膜上的共刺激因子),以激活肿瘤特异性T细胞[20]。不同亚型cDC细胞激活的T细胞不同, cDC1是主要的cDC亚型[21],通常将内源性抗原捕获并加工成抗原肽/MHC I分子以激活CD8+ T细胞,在迁移到淋巴结后cDC1将产生重要的抗肿瘤细胞因子IL-12;cDC2主要负责将外源性抗原肽捕获并加工成抗原肽/MHC II 分子以激活CD4+ T细胞,并分泌IL-10、IL-12、IL-23和TNF-β[22]等细胞因子。

    • 目前基于DC的治疗性肿瘤疫苗构建策略主要有:①常规的肿瘤治疗性疫苗;②靶向体内DC的肿瘤治疗性疫苗; ③体外DC过继的肿瘤治疗性疫苗。

      常规的肿瘤治疗性疫苗涉及蛋白质或长肽形式的抗原加上有助于 DC 成熟的佐剂,如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23],但这种方法缺乏靶向性,需使用对DC具有高亲和力的重组载体或有利于靶向DC的新型佐剂来增强靶向性。

      靶向体内DC的策略包括向宿主注射与抗原结合的抗DC抗体(如抗C型凝集素)并递送适当的成熟刺激物。这种方法会触发并增强免疫,但是由于某些患者的DC及其受体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易导致免疫耐受[24]

      体外DC过继的肿瘤治疗性疫苗首先分离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或者骨髓中的CD34+前体细胞,体外诱导分化为未成熟DC,然后加载肿瘤抗原并经促炎细胞因子活化,最后注射回宿主体内激活抗肿瘤特异性免疫[25-26]

      黑色素瘤治疗性DC疫苗已开展了多项临床试验(表1)。与辐照灭活的肿瘤细胞疫苗相比,治疗性DC疫苗在黑色素瘤患者中具有更好的预后[27];经过基因修饰而分泌GM-CSF的DC疫苗在预防黑色素瘤肺转移方面也优于常规的肿瘤细胞疫苗[28]

      表 1  黑色素瘤治疗性DC疫苗的临床试验

      DC疫苗方案 临床试验编号 临床试验阶段 开始日期 临床试验结果
      DC-疫苗 NCT01042366 Ⅱ期 2002年 因进展缓慢而终止,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
      自体肿瘤细胞的抗原DC疫苗 NCI-V01-1646 Ⅱ期 2003年 治疗耐受性良好,在54例患者的临床试验中,30例患者5年生存率高达54%
      DC-疫苗 NCT00125749 Ⅰ期 2005年 中位生存率提高
      自体肿瘤细胞的抗原DC疫苗 NCT00436930 Ⅱ期 2007年 与肿瘤细胞疫苗相比,DC疫苗组的生存率较优,中位生存时间15.9个月,2年生存率为72%
      自体肿瘤细胞的抗原DC疫苗 NCT00948480 Ⅱ期 2009年 注射疫苗的患者中位生存期延长22.9个月,死亡风险降低70%
      基于pDC的疫苗 NCT01690377 Ⅰ期 2012年 14例患者中有4例获得长期无进展生存(12 ~ 35个月),且其中3例与T细胞应答增强有关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基于DC的
      疫苗
      NCT02678741 Ⅰ/Ⅱ期 2016 年 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应用导致疫苗有效性
      增强
      含有肽的天然髓系 DC 疫苗 NCT02993315 Ⅲ期 2016年 在进行中
      派姆单抗、环磷酰胺和DC疫苗 NCT03092453 Ⅰ期 2017年 在进行中
      自体全肿瘤细胞裂解物诱导的自体 DC 联合化疗药物环磷酰胺
      NCT03671720
      Ⅰ期 2018年 在进行中
    • 黑色素瘤的治疗性疫苗的应用已显示出良好前景,但该类疫苗效力的进一步提高仍面临着瓶颈,部分临床试验中产生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可能是由于DC不成熟所致。未成熟DC无法进行有效迁移,而且MHC II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也会随之减少,导致DC无法有效刺激 T 细胞,最终降低疫苗疗效。因此,诱导DC成熟及迁移成为了改进肿瘤治疗性DC疫苗效力的主要策略。

      刺激DC成熟的一种方法是使用CD40抗体。CD40是DC上的一种共刺激受体,可促进DC成熟和CD8+ T细胞激活。此外,Toll样受体激动剂可以刺激DC的模式识别受体以促进抗原加工后呈递给T细胞。黑色素瘤疫苗佐剂中常用的TLR3激动剂聚肌苷-聚胞苷酸(poly-I∶C),这种TLR3激动剂诱导DC成熟以产生具有更强细胞毒作用的CD8+ T和NK细胞[15]。将CD40抗体添加到TLR3激动剂与新抗原组合的疫苗中可促进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的增殖,该策略仍需要在人体中进行评估[29]。疫苗与PGE2联用可提高DC活力及迁移能力。另一方面,PGE2会抑制DC分泌IL-12,在缺乏IL-12的情况下会诱导FoxP3+调节性T细胞(Tregs)产生,形成免疫抑制的肿瘤微环境[30],该策略不利于疫苗后续的免疫效应。虽然通过淋巴细胞成熟的DC的迁移能力不如通过PGE2刺激的DC[30],但这一方法可避免免疫抑制作用,用针对CD3/CD28的抗体刺激的自体淋巴细胞数量,可以增加IFN-γ和TNF-α的产生,进一步刺激DC表达CD80、CD83和CCR7,有助于DC的成熟及迁移。

    • 免疫治疗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CpG是一种富含胞嘧啶和鸟嘌呤的寡脱氧核苷酸片段,为TLR9的激动剂,可诱导DC成熟和增加共刺激标志物以及促炎细胞因子表达,从而改善肿瘤内免疫抑制微环境[15, 31]。与cDC相比,pDC更倾向于增强先天免疫细胞的细胞活性,将pDC应用于治疗性肿瘤疫苗,也可改善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pDC表达高水平的CXCR3以及CCR5配体,可吸引更多的NK细胞、CD8+ T细胞、CD56+ T细胞和γδT细胞。黑色素瘤患者在接种受病毒刺激的pDC疫苗后,免疫效应细胞的数量大量增加,提高了患者总生存率。pDC与cDC两个DC亚群结合,将pDC的对Th1型化学吸引特性与 cDC的激活效应T细胞的特性结合起来,协同提高疫苗效力[32]

    • 使用来自患者自体的肿瘤相关抗原可带来更好的临床结果[33- 34]。自体TAA可以从自体肿瘤细胞的裂解物、mRNA和自体肿瘤细胞系的mRNA、裂解物中获得。使用患者自体肿瘤衍生突变肽的DC疫苗增强了T细胞对TAA反应的潜力,可识别来自于患者本身全部的肿瘤新抗原[35],大大降低了黑色素瘤转移的可能性。

      提高肿瘤治疗性DC疫苗的疗效也依赖于递送抗原的方法。采用纳米系统递送抗原,可起到延长疫苗的生物活性、增强疫苗的生物利用度、防止抗原降解和可控的抗原释放等作用。纳米系统通过包埋或吸附等方式携载抗原,携载方式的不同会影响DC亚群的分化[36]。阳离子脂质体是较常用的纳米技术,阳离子脂质体在介导DC成熟、抗原向MHC I类分子的呈递中显示出了适用性,可与佐剂或单克隆抗体结合进一步增强疗效[37]

    • 疫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应用将对黑色素瘤产生更好的疗效[38]。针对CTLA-4、PD-1和PD-L1的单克隆抗体在肿瘤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是免疫疗法的一项重大进展。包括伊匹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在内的单克隆抗体可阻断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抑制[39]

      与肿瘤治疗性DC疫苗联合效果较好的是抗CTLA-4抗体,后者通过解除CTLA-4对CD28-CD80共刺激信号的抑制作用来促进初始免疫反应。TriMixDC-MEL是负载了黑色素瘤抗原的TriMixDC疫苗,利用电穿孔法导入激活TLR4的mRNA,可以优化DC的免疫刺激能力[40]。一项临床试验将TriMixDC-MEL与伊匹单抗(CTLA-4抗体)联合应用于晚期黑色素瘤患者,该组合在具备良好安全性的同时取得了高效且持久的抗肿瘤免疫效应[41]。利用电穿孔方法制备基于mRNA的治疗性DC疫苗可减少生成细胞产品所需的操作,是制备这类黑色素瘤治疗性DC疫苗常用的方法[41-42]

    • 在多项黑色素瘤的研究中发现,DC可捕获、处理和呈递抗原,调动免疫细胞参与抗肿瘤,具有启动免疫反应、激活抗肿瘤的T 细胞、调节并维持免疫反应的功能,弥合先天免疫和获得性免疫之间的差距[17, 43],这也成为了DC疫苗的潜在益处。虽然DC疫苗是抑制黑色素瘤转移的有效手段,但是20多年前基于DC的疫苗的首次尝试的结果并不理想。DC的不成熟以及肿瘤微环境的免疫障碍是DC疫苗应用中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为增强其疗效可采用以下方法:适当的疫苗佐剂刺激DC成熟或迁移、增强效应T细胞功能的免疫激动剂,选择合适的抗原载体招募更多的免疫细胞以改善肿瘤内部的免疫微环境、采用自体肿瘤作为抗原或改进抗原的递送等。此外,DC疫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治疗的方法对黑色素瘤也行之有效。

      总之,治疗性DC疫苗在预防或延迟黑色素瘤复发和转移中展现了独特优势,在个性化医疗非常有前景,具备临床安全性上的优势,未来DC方面疫苗在黑色素瘤以及其他肿瘤治疗领域将有更好的应用。

参考文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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