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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3年11月17日开埠以来，上海以其“开放包容、经济发达、生活精致、文化繁荣”等独特的地域特征，渐渐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特质，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开放创新、追求卓越”，而海派中医则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1]。海派著名老中医善用膏方，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膏方”。海派膏方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越来越迎合现代人治病、食补或保健的需求，“海派膏方热”迅速蔓延。海派膏方的应用虽得到广泛推广，且效果良好，但其历史渊源未见详细报道，故笔者查阅相关文献，结合实际，浅析海派膏方的历史渊源，梳理其各个阶段的发展情况，并进行总结归纳[2]，以期更全面地了解与掌握海派膏方，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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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处吴越中心地带，地理位置优越，处于长江的入海口，是典型的冲积平原，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交通也比较便捷，各种物质、信息、人员在此汇聚，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只有一种文化，它既有江南地区传统的吴越文化，又包含了自从开埠以后汇入的西方各国文化；它不注重功名和官衔，而看重实际利益和个人的奋斗。正是这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海派文化”，给了许多优秀、有才华、勇于拼搏的知识分子包括中医师汇聚上海的动力，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舞台[3]。同时，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让上海人十分注意遵循时令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养生保健措施，与中医的“天人合一”理论相合。俗话说“冬令进补，夏天打虎”，这样的传统在上海更是根深蒂固，除一般食补以外，人们提出了更高的医疗保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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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对近现代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海派中医”则是组成海派文化的一个无可替代的部分[1]。“海派中医”是以“海派文化”为滋生土壤，以中西医学兼容并蓄的名医群体为代表，尤其是许多享誉海内外的名医群体，在一种独特的地域环境下形成的医学文化现象[4]。“海派中医”中包含了不同的行医风格、不同的医学门派以及不同的学术见解的各科医家流派，共同组成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中医流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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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著名老中医一直重视膏方，逐渐形成了“海派膏方”。彼时北方膏方仍以巩固宿疾、治疗为主，并无对时令的要求。至清代后期，南北差异日益显著。在上海这种独特的经济、文化和地理气候影响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海派膏方”特点，即“补中寓治，治中寓补，补治结合”。海派中医在开具海派膏方时，较少使用攻伐作用强的猛药，例如芒硝、大黄等，而是用药比较温和，阿胶、龟板、熟地、人参等补阳、补阴、补血、补气等性情温和的补虚之品较为常见。海派中医在组方时会辨证分型治疗，使得海派膏方并不局限于补益这一种形式。此外，海派膏方还首次提出了“开路方”的思想，意思就是若患者本来其体内就有湿、痰、瘀等淫邪或者有一定程度上的脾胃消化不良，则在服用海派膏方前，先使用化湿健脾的药物，使得脾胃健运，防止“闭门留寇”。“开路方”同时也是对患者的身体进行一次试探性的调补，以此来观察其用药后的反应，为膏方正式调补提供“开路”基础[6]。最终逐渐形成了先用“开路方”祛邪扶正、健脾开胃，再给予膏方滋肾固精、益寿延年的治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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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报道，“海派中医”始于清末民初[4]，所以本文从清代开始浅析海派膏方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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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是膏方文化的发源地，而上海则为江南地区膏方的中心[8]。上海地区原属江苏，还未开埠时，中医师就已经有了开膏方的习惯。清代早期，沪上名医沈鲁珍（1658—1738年）开具的膏方是典型的素膏，其用法也与现在的膏方无差[9]。在其《沈氏医案》一书中，记载了多个与膏方有关的医案，例如崇明范锡凡案，范氏患痰火之哮喘，除豁痰降气清火之煎剂外，沈氏处以膏方，即以煎方去桑皮、甘草、莱菔子，加梨汁、莱菔汁、地栗汁、竹沥、姜汁，用饴糖四两，烊入收贮，燉热不时挑化[9]。又如孙采邻提出：“煎膏加蜜成规：凡药一两，煎膏三钱。每膏一两，加白蜜二钱，此成规也。”这基本上成为了清代膏方的统一制作标准。这个时期的冬令膏方无论是在遣方布药上，还是在胶类和收膏的方法使用上几乎与现在的膏方没有差别[7]。
在清中后期时，冬令膏方已见端倪，但却是在诸案中星星点点的散落出现，在流传的一些名医的膏方手稿中可见。这一时期的海派名医张氏内科第八代传人张玉书（1822−1867年）善于给患者开膏方，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其留存的上百份膏方处方原件，其后人张骧云留存的膏方手稿收藏于上海中医药博物馆[6]。
在清代晚期，膏方走向民间，冬令膏方开始在江浙一带兴盛起来，这个时期的膏方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冬季服用，其中夹杂的一些传统膏方的应用已较少，而且胶类、糖类等的使用方法也与现代相似[10]。
此时期的“孟河四大家”之一，海派名医丁甘仁（1865−1926年）在其撰写的《丁甘仁医案·膏方》中出现了“膏方”专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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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1912−1949年左右），膏方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而且在人民群众中拥有了良好的根基，成为了人们治病养生的首选[10]，尤其是冬令膏方，成为一种冬令进补膏方的潮流。这个时期的北京同仁堂、上海雷允上等很多老字号的中药堂店推出了自制的成品膏方，例如葆春膏、八仙民寿膏等，发展前景十分广阔[2]。
民国时期，沪上名医大家秦伯未（1901−1969年）撰写了《膏方大全》和《谦斋膏方案》，这两本书被看作是最早的膏方方面的专著，为膏方的未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及临床应用规范[9]。其中，《膏方大全》对膏方的发展的贡献尤为巨大，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对膏方的名称下了定义。“膏方者，盖煎熬药汁成脂液而所以营养五脏六腑之枯燥虚弱者也，故俗亦称膏滋药”。第二，明确了膏方的性质和用途。“润泽、滋补”是膏方的主要性质，“膏方并非单纯之补剂，乃包含救偏却病之义”。第三，创立了膏方施治的法则。“须视各个之体质而施以平补、温补、清补、涩补；亦须视各个之病根，而施以生津、益气、固精、养血”[11]。即：膏方在选药时要辩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病因而不同施治。膏方是以治疗疾病为主，不能把膏方看作是唯一进补之品而盲目进补[12]。这本书已经成为了中医师开膏方的准绳，更是一些年轻的中医师们学习、借鉴膏方的书籍首选[10]，甚至现代膏方的药材选配、制作方法等也以该书中的内容为规范[2]。而《谦斋膏方案》则是记载了其本人运用膏方的临证验案[2]。
此外，民国时期还有很多其他海派中医，如李平书、张骧云、夏应堂、余伯陶、张山雷等[13]亦为海派膏方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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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时期海派膏方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在大量使用海派膏方的同时，冬令膏方的理论体系也初步建立。上海名医既继承了以前的膏方传统，又结合理论和实践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使得膏方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4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首次开设膏方门诊，并且形成了一套规范、全面的炮制流程和标准[2]。随后，江苏、浙江等地模仿上海地区也陆续开设了膏方门诊。一些中药名店也开始推广膏方的应用，例如上海雷允上、杭州胡庆余堂、北京同仁堂等。伴随着膏方门诊数量的增加以及膏方专著的面世，膏方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也越来越体现了膏方的临床应用价值[14]。
这个时期对膏方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海派中医有：祝味菊、黄文东、蔡香荪、陈道隆、程门雪、严苍山等名家，并且有膏方医案流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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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海派膏方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上海掀起了一股“海派膏方热”，老百姓们趋之若鹜，尤其是冬令时节，各个中医医院的膏方门诊都排起了长队。数量上的大幅增长催生出了膏方的工业化大生产，逐渐取代了作坊式的膏方生产[9]，这一点从海派膏方的包装上可以看出：所用瓷罐越来越漂亮、精美，而且出现了由包装机器生产的真空袋装膏方，既定量，又密封，服用、携带也方便。伴随着一系列生产管理、经营规范的出台，膏方的发展一直保持在健康向上的轨道上，同时，膏方的生产制作方面也上升了新台阶，例如在卫生条件、质量控制等方面[9]。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及薄层色谱法等是在膏方质量控制中运用最多的检测手段，而高效液相色谱法是其中的重要检测方法[15]。
最早采用海派膏方制备传统工艺制作的医疗机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独立制作加工古法炮制海派膏方，是目前上海地区唯一一家具备自制膏方能力的医院。其在传统中医膏方熬制技艺的基础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主要包括审方、配方、煎熬前期准备、中药饮片的煎煮、中药药汁的浓缩、收膏、装膏、凉膏、成膏，每个步骤均有特定的规程。最终制备而成的“岳阳膏方”可以达到“其黑如漆，其亮如镜，入口即化”的最优质量。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的主要传承人是郭庆标、鲍忠华、徐玲玲、年华等。其中，徐玲玲作为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的领军人物，在膏方的制备中继承了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学说，并在制膏中广泛应用“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得到了较好的继承与发展，推动了海派膏方的传播与发扬。
师从张氏第十二代传人张伯讷及七代中医世家刘树农教授的朱抗美，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教授，她对海派膏方的贡献可谓是开创性的，从海派膏方的最初发掘、整理，到后续的推广、应用等方面都有她忙碌的身影。
此外，上海目前有15项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包括丁氏内科、顾氏外科、石氏伤科、陆氏针灸、徐氏儿科、张氏内科、颜氏内科、朱氏妇科、蔡氏妇科、魏氏伤科、丁氏推拿、夏氏外科、董氏儿科、杨氏针灸和恽氏中西医汇通[16]。这些项目将会持续推动海派中医流派的传承，大力促进海派中医流派特色的发扬，同时也为海派膏方的传承与发展做了基础铺垫。
海派膏方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衍生的相关文化产物也越来越普及，例如膏方节、开炉仪式等活动[6]，而“海派膏方”也越来越被推崇为“膏方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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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海派膏方从清代到民国再到当代，逐渐走向兴盛[10]。时至今日，服用膏方不仅仅是治病，人们对其提出了更高的医疗保健需求，而海派膏方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2009年，上海全市开出了大约15万料膏方，此后，该数字保持每年10%以上的增长速度，膏方热成为了一种流行趋势。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恢复开展由中医专家主持的膏方门诊，并设立专用场地，以传统工艺自制加工膏方。每年都有许多专程上门请中医专家把脉、定制服用“岳阳膏方”者，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和港澳台地区都能看到“岳阳膏方”的“身影”，岳阳医院已成为中医膏方研究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之一。岳阳医院的“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已经获得了上海市虹口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批准，同时“岳阳膏方”的研究基地也成为了长三角膏方联盟的副会长单位。目前，全国各地的膏方都有海派膏方的痕迹。在当前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前景下，海派膏方的未来发展既有“大显身手”的机遇，也有“披荆斩棘”的挑战，我们要在保持传统中医传承与根本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使海派膏方的海派中医特色更“传统”，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更“新颖”，向着更加有利于现代膏方的可持续方向发展，像熠熠生辉的太阳源源不断绽放新光芒。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herbal 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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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派膏方作为上海的“明星产品”，无论是在治疗疾病方面，还是滋补养生方面都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结合实际应用经验，介绍了海派文化、海派中医和海派膏方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总结梳理了海派膏方的发展历史，以期更全面地了解海派膏方，为海派膏方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历史和经验依据。Abstract: As the "star product" of Shanghai, Shanghai herbal paste has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both in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and nurturing health. The concept of Shanghai regional culture, Shanghai style Chinese medicine and Shanghai herbal paste were introduc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search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of Shanghai herbal paste we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Shanghai herbal paste comprehensively and provide a historical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Shanghai herbal 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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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通常表现为总胆固醇(TC)和/或甘油三酯(TG)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降低[1]。高脂血症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冠心病、脑卒中、心肌梗死，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因此，预防和控制高脂血症具有重要意义[2]。国内外研究和临床实践证明，血脂异常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胆固醇水平降低可显著减少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事件、心血管死亡，提高心血管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效减轻疾病带来的负担[3]。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3000万人死于高脂血症等脂代谢紊乱疾病，且呈逐年增长趋势[4]。
姜黄素是从姜科植物姜黄的干燥根茎中提取的一种多酚类物质[5]。它被认为是姜黄中最重要一类活性成分，具有一系列药理活性，如抗氧化、抗癌、抗炎、细胞保护和降低血脂等[6]。有研究表明，姜黄素对氧化应激、抑制癌症和炎症的进展有显著疗效[7]。此外，姜黄素的降脂作用也被广泛研究。综上所述，姜黄素可作为一种潜在的候选药物用于控制高脂血症所诱导的疾病，如动脉粥样硬化。众所周知，他汀类药物是一种临床常用的治疗高胆固醇血症和相关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处方药，而目前姜黄素已被证明在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方面与他汀类药物疗效相当。然而姜黄素存在溶解度低和渗透差的问题，从而导致其口服给药时药物生物利用度低，对于高脂血、动脉粥样硬化等需要达到一定血药浓度为疗效前提的病症来说，姜黄素的传统剂型与市售剂型均无法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本研究前期成功构建了姜黄素纳米乳口服给药系统，改善了姜黄素水溶性差的特性。基于此，本文继续探究了姜黄素纳米乳在大鼠体内的药动学特性，观察其对高脂血症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为姜黄素的临床应用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101A-2型干燥箱（上海实验仪器总厂）；AG285十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瑞士MettlerToledo公司）；SB100D超声波清洗器（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gilent 1100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EPPENDORF5804R 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Eppendorf有限公司）；DF-101S 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巩义市英峪予华仪器厂）；Agilent 6410 Triple Quad LC/MS（美国Agilent科技有限公司）；全自动生化分析仪Chemray 240 （深圳雷杜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微型旋涡混合器（上海沪西分析仪器厂有限公司）。
1.2 药品与试剂
姜黄素原料药（批号XC20190521，西安小草植物科技有限公司）；姜黄素对照品（批号1108135-201412，纯度>99.8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1,2-丙二醇（批号20190418，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Tween-80（批号2018161，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丙二醇单辛酸酯（Capryol 90，批号18139，上海嘉法狮贸易有限公司）；高脂饲料（批号20036219，常州鼠一鼠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姜黄素片（批号20190925，美国自然之宝®股份有限公司）；辛伐他汀片（SV，批号J20190011，舒降之®杭州默沙东制药公司）；TG试剂盒（批号2020012）、TC试剂盒（批号2020006）、HDL-c试剂盒（批号2020003）、LDL-c试剂盒（批号2020010，长春汇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SOD试剂盒（批号20200617）；MDA试剂盒（批号20200720）；肝脏匀浆TG试剂盒（批号20200810）；肝脏匀浆TC试剂盒（批号20200411，南京建成有限公司）；乌来糖（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甲醇、乙腈（色谱纯，美国 TEDIA 有限公司）；水为重蒸水。
1.3 实验动物
雄性SD大鼠，SPF级，体重（180±20）g，海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SCXK（沪）2019-0004。温度：20~25 ℃；相对湿度：40 %~70 %；饮用水：高压灭菌，符合SPF级动物饮用水标准；光照条件：人工光线，12 h照射，12 h黑暗。
2. 方法与结果
2.1 姜黄素纳米乳的制备
姜黄素纳米乳的处方如下：油相Capryol 90在体系中占比为33.10 %，表面活性剂Tween-80为 34.16 %，助表面活性剂1,2-丙二醇为17.21 %，水相占比为15.52 %。制备方法为：精密称取处方量油相Capryol 90、表面活性剂Tween-80和助表面活性剂1,2-丙二醇，混合置于锥形瓶中，于45 ℃ 恒温搅拌至全溶，称取适量姜黄素原料药，搅拌至原料药完全溶解于上述体系中，冷却至室温后向体系中缓慢滴加蒸馏水至体系变为透明均匀的液体，即得姜黄素纳米乳，测得载药量为0.919 mg/g。对姜黄素纳米乳进行特性表征，结果表明所制备的纳米乳粒径分布范围窄且呈正态分布，平均粒径为（123.5±1.2）nm，PDI为(0.204±0.07)，表明该制剂的粒径分布及均匀性均符合纳米乳制剂要求。最优处方制备的纳米乳的透射电镜如图1所示。结果表明，纳米乳呈圆整均一的球体或类球体，具明显层状结构，粒径大小约为123.5 nm。
2.2 血浆中姜黄素的LC/MS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2.2.1 色谱质谱条件[8]
色谱条件：色谱柱：Dikma Inspire C18柱（2.1 mm×100 mm，3 μm）；流动相：乙腈-0.1 %（V/V）甲酸水溶液（70∶30）；流速：0.3 ml/min；进样量：5 μl；柱温：35 ℃。
质谱条件：ESI离子源，正离子化模式，扫描方式为多反应监测（MRM模式），干燥气温度：350 ℃，干燥气流速：10 L/min，雾化压力：35 psi，裂解电压145eV，碰撞能量30 eV，定量离子对为m/z=369.3→286.4和m/z=369.3→177.0。
2.2.2 方法学考察
取7份大鼠空白血浆，每份600 μl，分别加入各浓度姜黄素标准品溶液 600 μl，涡旋震荡2 min，再加入1 000 μl甲醇及2 000 μl乙腈沉淀蛋白，涡旋震荡5 min，于4 ℃ 12 000 r/min离心15 min。上清液用氮气吹干，1 000 μl甲醇复溶，过0.22 μm针式微孔滤膜，所得滤液即加药血浆样品。同法处理空白血浆。按2.2.1项下条件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及峰面积。方法学考察表明，血浆中姜黄素在2.00~500.00 ng/ml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回归方程为：Y = 411.32 X+2071.88（r= 0.999 9）。专属性考察结果表明，血浆内源物质对姜黄素的含量测定没有干扰，方法专属性良好（结果如图2）。低、中、高3个浓度的姜黄素-血浆溶液的日内精密度分别为0.54 %、1.21 %、0.93 %，日间精密度分别为0.91 %、0.76 %、0.42 %。3个浓度血浆中的姜黄素提取回收率分别为72.9.2%、78.3%、80.2%，表明该方法可用于血浆中姜黄素的含量测定。
2.3 姜黄素纳米乳的药动学研究
2.3.1 给药方案
18只大鼠随机分为3组（姜黄素原料药组、姜黄素片剂组、姜黄素纳米乳组），每组6只，适应性饲养3 d后，禁食不禁水12 h。3组大鼠分别给予姜黄素原料药混悬液（62.8 mg/kg，以姜黄素含量计算）、姜黄素片剂粉末混悬液（62.8 mg/kg，以姜黄素含量计算）各1 ml，姜黄素纳米乳（31.4 mg/kg，以姜黄素含量计算）2 ml。于灌胃给药后的0、1、2、4、8、12、16、24、30、36 h时眼球后静脉丛取血1 ml，置预肝素化离心管中，上下颠倒混匀后3 000 r/min离心15 min，上清液即为含药血浆样品。吸取含药血浆样品600 μl，照“2.2.2”项下方法处理，上清液照“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
2.3.2 药动学参数计算
药动学参数计算通过软件Kinetica 5.0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到，计算结果如图3及表1所示。结果表明，与原料药相比，片剂的相对生物利用度为112.10 %，纳米乳的相对生物利用度为313.47 %。与纳米乳组相比，原料药组的cmax为201.48 %，片剂组的cmax为193.02 %，且平均滞留时间（MRT）比原料药组及片剂组更高（为原料药组的183.52 %，是片剂组的154.21 %），表明纳米乳组具有延缓药物吸收的效果，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稳定血药浓度，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的作用。
表 1 各给药组姜黄素的药动学参数($\bar x $ ±s，n=6)原料药组 片剂组 纳米乳组 cmax (ng/ml) 116.18±11.33 121.27±12.12 234.08±17.55 Tmax (t/h) 2.00±0.00 2.00±0.00 4.00±0.00 AUC0→36(ng·h/ml) 1151.12±125.77 1341.34±103.59 2914.42±323.15 AUC0→∞(ng·h/ml) 1202.71±115.28 1348.77±131.39 3770.15±333.28 t1/2 (t/h) 6.66±0.33 7.52±0.51 12.17±0.35 MRT(t/h) 9.89±0.59 11.77±0.31 18.15±0.38 2.4 药效学研究
2.4.1 动物分组、造模及给药
取SD大鼠56只，进行为期一周的适应性饲养后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n=8）和模型组（n=48），空白组饲喂正常饲料，模型组饲喂定制高脂饲料（饲料含2-硫氧嘧啶0.2 %，可可脂17.18 %，胆固醇1.25%，蔗糖12.5 %，胆盐0.22 %）。整个造模周期为16 d，造模期间每日观察各组大鼠的精神、活动、食量、排便量变化等。结束造模后，所有大鼠禁食不禁水12 h，于眼球后静脉丛取血1 ml，室温静置30 min，3 000 r/min离心20 min，取上层血清检测各项生化指标（TC、TG、HDL-c、LDL-c）[9,10]。
造模成功后将上述模型组大鼠再随机分为模型组、姜黄素片剂组、阳性药（SV）组和姜黄素纳米乳低、中、高剂量组，每组8只。空白组（A组）及模型组（B组）给予生理盐水5 ml/ (kg·d)；阳性药组（C组）给与辛伐他汀20 mg/ (kg·d)（以辛伐他汀含量计）；姜黄素片剂组（D组）给与姜黄素片 62.8 mg/ (kg·d)（以姜黄素的含量计）；姜黄素纳米乳低（E组）、中（F组）、高（G组）3组给药剂量分别为15、30、60 mg/ (kg·d)（以姜黄素的含量计），连续21天灌胃给药。第21天给药结束后，各组大鼠禁食不禁水12 h，于第22天眼球后静脉丛取血1 ml离心取血清待测。
2.4.2 统计学处理
实验所得数据采用SPSS Statistics 22.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方差齐性检验后，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其中组间比较采用LSD法，两两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若方差不齐，采用非参数检验。实验结果均以（
$\bar x $ ±s）表示，P<0.01表示具极显著性差异，P<0.05表示具显著性差异。采用 GraphPad Prism 6 绘制图表。2.4.3 肝脏指数
大鼠颈椎脱臼处死，称定体重后解剖取肝脏，冰PBS洗净血迹，称定肝脏湿重并记录，计算肝脏指数；肝脏指数=肝脏湿重/体重×100 %。
图4为给药前后各组大鼠的体重变化。结果表明，给药3周后，与空白组相比，各组均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01）。给药的前2周纳米乳组的体重均表现出正向增长趋势，而模型组、阳性药组以及姜黄素片剂组体重则呈现负增长情况；给药第3周时，仅姜黄素纳米乳高剂量组的体重出现正向增长，阳性药组以及姜黄素纳米乳低、中剂量组大鼠体重降低幅度略有缩小但仍呈下降趋势。
实验结束后剖取大鼠肝脏，肉眼观察到空白组大鼠的肝脏呈现出鲜红色且有光泽，边缘清晰锐利，质地软，与周围组织无明显黏连；模型组大鼠的肝脏肥大，色泽偏黄，边缘圆钝，质地稍硬，且表面的白色沉积明显，与周围组织黏连明显。各给药组大鼠的肝脏比空白组略大，颜色呈不同程度的泛黄白带红，其中以姜黄素纳米乳中剂量组肝脏的颜色与空白组最为接近。
肝脏湿重：如图5所示，除空白组外，各给药组与模型组间均无显著差异，但各给药组肝脏湿重与空白组均具极显著性差异（P<0.001）；
肝脏指数：如图5所示，除姜黄素纳米乳低剂量组外，其他各给药组与模型组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肝脏指数的降低与药物剂量间存在依赖性。阳性药组和片剂组肝脏指数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推测原因可能是阳性药和片剂的给药周期还不能完全抵消造模导致的肝脏增重所致。
2.4.4 HE染色、油红O染色及病理切片
取肝脏左、右外叶上端分别于多聚甲醛中固定，脱水，切片，染色后置于光镜下观察。图6为肝脏的HE染色切片。其中A组肝细胞排列整齐，呈索状，内壁边界清晰，无中性粒细胞浸润，仅有零星小泡性脂肪病变；B组视野内可见明显的弥漫性大泡性脂肪病变，肝细胞肿胀，胞浆基质疏松，淡染，存在严重的气球样病变，可见Mallory小体，肝小叶边界不清，汇管区肿大，呈现中性粒细胞浸润，存在重度的肝细胞脂变率；C组和D组以中轻度脂肪病变为主，脂肪细胞占比显著减少；E组汇管区细胞排列比C、D两组更为整齐，肝细胞整体肿胀程度减轻，大泡性脂肪病变仅存在于Ⅲ带，炎性浸润程度减轻，水样病变减轻；F组和G组以小泡性脂变为主，少见大泡性脂变。
图 6 各组大鼠肝脏病理切片H&E染色（200×）A.空白组；B.模型组；C.阳性药组；D.姜黄素片剂组；E.姜黄素纳米乳低剂量组；F.姜黄素纳米乳中剂量组；G.姜黄素纳米乳高剂量组；黑色箭头指大泡样脂肪病变，黄色箭头指小泡样脂肪病变，黄色无柄箭头指气球样病变，黑色无柄箭头指Mallory小体。染色结果：空泡为脂滴，细胞核为蓝紫色，细胞质为紫红色。图7为油红O染色切片。A组大鼠肝细胞结构完整，细胞核颜色明显；B组肝细胞存在大片鲜艳脂滴，细胞核萎缩、色浅，存在重度脂肪病变；C组和D组仍存在大片连续脂滴，但汇管区附近脂滴颜色明显变淡；E组Ⅲ带脂滴色浅且小；F组和G组视野内所见均为浅色小脂滴，细胞核体积趋向空白组细胞核体积。
图 7 各组大鼠肝脏病理切片油红O染色（200×）A.空白组；B.模型组；C.阳性药组；D.姜黄素片剂组；E.姜黄素纳米乳低剂量组；F.姜黄素纳米乳中剂量组；G.姜黄素纳米乳高剂量组；染色结果：脂滴呈橘红色至鲜红色，细胞核呈蓝色。2.4.5 血清中TC、TG、HDL-c、LDL-c的表达水平
第21天给药结束后，所有大鼠禁食不禁水12 h，于第22天眼球后静脉丛取血1ml，室温静置2 h后3 000 r/min离心15 min取血清，按试剂盒操作说明检测血清中TC、TG、HDL-c、LDL-c的表达水平。
给药3周后，大鼠血清中各生化指标变化如表2所示。与模型组相比，姜黄素纳米乳低、中、高3个剂量组对TC降低效果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以中剂量组为佳，低剂量组对LDL-c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对于血清中TG、TC的改善情况，与阳性药组相比，纳米乳低、中、高3个剂量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高剂量组TC与HDL比值的降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血脂比存在纳米乳剂量依赖性。
表 2 大鼠血清中TG、TC、HDL-c、LDL-c的表达水平及TC/HDL-C的变化趋势($\bar x $ ±s，n=8）组别 TG（mmol/L） TC（mmol/L） HDL-c（mmol/L） LDL-c（mmol/L） TC/HDL 空白组 1.34±0.09 2.90±0.44 0.31±0.10 1.88±0.17 9.35±0.41 模型组 2.88±0.51 12.45±0.13 1.84±0.10 3.56±0.66 6.77±1.14 阳性药组 1.41±0.25## 10.81±0.36## 3.03±0.53# 2.87±0.20## 3.57±0.47 姜黄素片剂组 1.79±0.22## 11.24±1.21 3.42±0.42# 4.08±0.32 3.29±0.89 姜黄素纳米乳低剂量组 1.29±0.20## 8.88±0.73## 2.39±0.62## 2.85±0.33# 3.72±0.57# 姜黄素纳米乳中剂量组 1.44±0.04## 7.68±0.34## 1.94±0.78## 2.57±0.82 3.96±0.36# 姜黄素纳米乳高剂量组 1.38±0.28## 8.89±0.64## 1.83±0.34## 2.85±0.67 4.86±0.49## *P<0.05， **P<0.001，与空白组比较；#P<0.05，##P<0.001，与模型组比较 2.4.6 肝脏中TC、TG、MDA、SOD的表达水平
将肝脏分为4份，一份置于−80 ℃冷冻保存，一份按如下步骤处理后待测：冰PBS冲洗肝组织表面血迹→研磨后制成10 %匀浆→离心→取上清液→测定各生化指标。
给药3周后大鼠肝脏匀浆中各生化指标表达水平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模型组肝脏匀浆中TG、TC表达水平的增幅与空白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给药3周后，阳性药组和纳米乳低、中剂量组的TG、TC表达水平与模型组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姜黄素纳米乳低、中、高3个剂量对大鼠肝脏中TG、TC表达水平的降低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低剂量组效果最佳，这也与血清中TC水平变化趋势相一致。
表 3 大鼠肝脏匀浆中TG、TC、SOD以及MDA的变化趋势（$\bar x $ ±s，n=8）组别 TG（mmol/L） TC（mmol/L） SOD（U/mgprot） MDA（nmol/mgprot） 空白组 0.42±0.16 0.11±0.03 956.31±142.64 0.47±0.06 模型组 0.69±0.05** 0.09±0.02** 769.26±141.64**## 1.98±0.26** 阳性药组 0.50±0.11*## 0.7±0.01*## 988.25±168.90## 0.64±0.15*## 姜黄素片剂组 0.66±0.10**# 0.04±0.01*## 933.99±103.39# 0.79±0.11** 姜黄素纳米乳低剂量组 0.64±0.07**## 0.06±0.02*## 972.23±142.10## 0.80±0.03**# 姜黄素纳米乳中剂量组 0.58±0.05**## 0.07±0.02**## 916.55±117.32# 0.59±0.09## 姜黄素纳米乳高剂量组 0.54±0.13## 0.10±0.03** 799.81±121.85** 0.70±0.23*## *P<0.05， **P<0.001，与空白组比较；#P<0.05，##P<0.001，与模型组比较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是机体内重要的抗氧化酶，能催化自由基清除反应，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攻击，明显改善肝肾等组织的氧化损伤，能直观的反映体内抗氧化酶的活性[11]。MDA是脂质过氧化反应的产物，反映了自由基的活跃程度，可用于评价机体内脂质过氧化的程度[12]。因此，选择SOD和MDA作为评价高脂血症大鼠肝功能损伤程度的指标。
给药3周后，与模型组相比，阳性药组及姜黄素纳米乳低剂量组均能够上调大鼠肝脏中SOD的表达水平（P<0.001），姜黄素纳米乳中剂量组对其表达水平也有正向影响（P<0.05）；此外，实验中发现，与姜黄素纳米乳低、中剂量组相比，高剂量组对体内SOD的表达呈现出抑制，推测此现象与姜黄素的双向调节机制有关；对于MDA的表达水平，与模型组相比，阳性药组和姜黄素纳米乳各剂量组对其表达的抑制作用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但效果仍以中剂量组为佳。
3. 讨论
姜黄素是一种被广泛研究的中药多酚类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和降血脂的药理活性。已有报道将他汀类与姜黄素对于改善血脂的功效进行了比较。他汀类药物是治疗高胆固醇血症和高脂血症的一线药物。研究表明，姜黄素在降低甘油三酯(TG)方面最有效，而他汀类药物在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方面最有效。姜黄素影响血浆脂质改变的途径与他汀类药物相似[13]。几乎所有胆固醇运输的途径都会受到药物制剂的影响，包括胃肠道对膳食中胆固醇的吸收、肝细胞对血浆胆固醇的清除、胆固醇逆向运输的介质以及从外周组织中清除胆固醇。此外，姜黄素的活性氧(ROS)清除能力降低了脂质过氧化的风险，而脂质过氧化会引发炎症反应，导致心血管疾病(CVD)和动脉粥样硬化[14]。综上所述，姜黄素或可作为一种安全且耐受性良好的他汀类药物辅助药物，更有效控制高脂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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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艳卓. 从丁甘仁医案看医文并茂的海派膏方[J]. 浙江中医杂志, 2017, 52(5):375-376. doi: 10.3969/j.issn.0411-8421.2017.05.053 [2] 林基伟, 汪栋材, 吴海滨, 等. 中医膏方历史源流及现代发展状况[J]. 中成药, 2018, 40(11):2554-2556. [3] 陈沛沛, 杨枝青, 杨杏林, 等. “和而不同”与“海派中医”[J]. 中医药文化, 2010, 5(1):50-52. [4] 陈沛沛, 季伟苹. “海派中医”特征及上海中药老字号[J]. 中医药文化, 2007, 2(6):27-29. doi: 10.3969/j.issn.1673-6281.2007.06.009 [5] 杨杏林. 简述海派中医及其流派传承特点[J]. 中医药文化, 2012, 7(4):27-31. doi: 10.16307/j.1673-6281.2012.04.015 [6] 龚鹏. 海派膏方 小火慢炖百年文化[N]. 健康报, 2019-10-09(5). [7] 张树瑛, 朱凌云. 清代海派中医张玉书膏方特点探析[J]. 江苏中医药, 2015, 47(1):14-16. [8] 赵欣, 张欣, 姜科宇, 等. 吴敏运用海派膏方治疗儿童抽动障碍临证特色[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8, 52(1):18-20. [9] 龚鹏, 朱抗美, 余小萍, 等. 海派膏方兴盛成因与思考[J]. 中医药导报, 2016, 22(20):5-8. [10] 荆丽娟, 丁洁韵, 黄晓华, 等. 从膏方医案中看清代至民国时期膏方发展的特点[J]. 中医文献杂志, 2014, 32(1):28-31. [11] 张如青. 溯源探流论膏方[J]. 中医药文化, 2011, 6(6):21-24. doi: 10.16307/j.1673-6281.2011.06.023 [12] 鲍健欣, 袁久林, 邸若虹, 等. 秦伯未膏方调治特色[J]. 中医文献杂志, 2013, 31(2):49-51. doi: 10.3969/j.issn.1006-4737.2013.02.017 [13] 方松春, 杨杏林. 论海派中医与海派中医学术流派[J]. 中医文献杂志, 2010, 28(2):37-39. [14] 杨兵, 唐东昕, 龙奉玺, 等. 膏方历史渊源及发展特色探析[J]. 亚太传统医药, 2016, 12(8):4-6. doi: 10.11954/ytctyy.201608002 [15] 李丹丹, 韦佩妍, 张莹莹, 等. 膏方质量标准研究进展[J]. 亚太传统医药, 2015, 11(7):51-53. [16] 崇为伟, 张洪雷, 王小丁, 等. 海派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建设刍议[J]. 时珍国医国药, 2017, 28(7):1782-17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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