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性收集我院2021−2023年上报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ADR报告，共979例。

本研究采用了数据分析和统计描述的方法，数据提取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等）、用药情况（如药物品种、剂量、使用时间等）、不良反应类型及表现（如皮疹、恶心、呕吐等）、治疗及转归情况等。运用Excel软件，对ADR报告进行数据分析。对发生ADR的药物、累积的器官/系统、严重情况等进行分类和统计。对其中缺失数据、不规范数据予以剔除，共收集到符合要求的979例ADR报告。通过计算各类指标的平均值、标准差、频数和百分比等，反映ADR报告的整体特征和趋势。

在979例发生ADR的患者中，男性622例（63.5%），女性357例（36.4%）。发生ADR患者平均年龄为56.8岁，最小年龄为3岁，最大年龄为88岁（见表1）。

在2021年的354例ADR报告中，男性213例，占比60.17%，女性141例占比39.83%，男女比例为1.51∶1。患者年龄最小者3岁，年龄最大者88岁。各年龄段ADR均有发生，31~40岁和41~50岁是ADR的高发人群，分别占总数的19.21%和23.45%。在2022年302例ADR报告中，男性207例，占比68.54%，女性95例，占比31.45%，男女比例为2.19∶1。患者年龄最小者4岁，年龄最大者86岁。各年龄段ADR均有发生，31~40岁和41~50岁是ADR的高发人群，分别占总数的19.86%和25.16%。在2023年323例ADR报告中，男性202例，占比63.53%，女性121例，占比37.47%，男女比例为1.71∶1。患者年龄最小者8岁，年龄最大者81岁。各年龄段ADR均有发生， 31~40岁和61~70岁是ADR的高发生人群，分别占总数的23.57%和21.67%。总体而言，2021−2023年我院发生ADR以男性患者居多，且年龄在31～50岁人群发生ADR的概率最高。

979例发生ADR中，977例在停用发生ADR的药物后病情有所好转或痊愈，占比为99.8%。2021年报告的354例ADR中353例患者在接受适当的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或痊愈，占比超过99.7%。仅有1例患者的不良反应未能好转，占0.3%。2022年报告了302例ADR。其中，301例患者在接受适当的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2023年报告了323例ADR，所有发生ADR患者均已好转，3年来，该院发生新的ADR合计219例，占比22.4%（见表2）。以上数据表明，2021−2023年我院ADR发生率总体平稳，ADR的转归情况均表现良好。

通过对我院2021−2023年的ADR数据分析发现，引发不良反应的药物有135个品种，包括抗菌药物、中药注射剂、维生素类、中成药、镇痛药、脱水药等，其中抗菌药物引发ADR 478例，占比48.8%，排在ADR发生比例的首位：2021年报告168例，占比47.46%；2022年报告146例，占比48.34%；2023年报告146例，占比50.77%。其次是中成药注射剂，占比19.2%；维生素类药物ADR发生率同样不容小觑，发生了73例，占比7.5%；中成药和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分别位列第4、第5，占比分别是7.2%和6.3%（见表3）。

进一步对3年间478例发生ADR的抗菌药物进行分类整理，发现头孢呋辛、头孢他啶、头孢替安、头孢唑啉、头孢唑肟、头孢噻肟等头孢菌素类引起的不良反应居多，有214例，占比44.8%；其次是头孢美唑、头孢西丁等头霉素类，有120例，占比25.1%；喹诺酮类有59例，占比12.3%；大环内酯类、青霉素类、糖肽类等抗生素类ADR占比虽少，但仍不应轻视（见表4）。

2021年168例抗菌药物ADR事件中，头孢菌素类有77例，占比45.8%；头霉素类有44例，占比26.2%;喹诺酮类有23例，占比13.7%；大环内酯类有4例，占比2.4%。2022年146例抗菌药物ADR事件中，头孢菌素类有56例，占比38.4%；头霉素类有38例，占比26%；喹诺酮类有27例，占比18.5%；大环内酯类有19例，占比13%。2023年164例抗菌药物ADR事件中，头孢菌素类有81例，占比49.4%；头霉素类有38例，占比23.2%；喹诺酮类有9例，占比5.5%；大环内酯类有21例，占比12.8%。总体而言，2021−2023年我院抗菌药物ADR中头孢菌素类仍有较高的占比，需持续关注。

通过对3年间979例发生ADR患者的给药途径统计发现，静脉滴注导致的ADR患者763例，占比77.9%；口服导致的ADR患者128例，占比13.1%；外用导致的ADR患者4例，占比0.4%（见表5）。其中，2021年发生的ADR患者中，静脉滴注导致的ADR患者296例，占比83.6%；口服导致的ADR患者27例，占比7.6%；2022年发生的ADR患者中，静脉滴注导致的ADR患者231例，占比76.5%；口服导致的ADR患者40例，占比13.2%；2023年发生的ADR患者中，静脉滴注导致的ADR患者236例，占比73.1%；口服导致的ADR患者61例，占比18.9%。表明2021−2023年静脉滴注是导致ADR的主要给药途径，虽然静脉滴注给药效果显著，但安全性问题容易被忽视，仍需给予关注。

通过分析我院在2021−2023年ADR患者的临床表现，发现542例患者在皮肤方面有不良反应，临床表现是皮疹、瘙痒、斑丘疹、荨麻疹、潮红等，占比55.4%；168例患者主要在消化系统方面有不良反应，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胃痛、腹胀、胃部不适、食欲减退等，占比为17.2%；168例患者主要在呼吸系统方面有不良反应，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胸闷、胸痛、气促、憋气等，占比为10.3%；59例患者有局部不良反应，临床表现为静脉炎、局部红肿、血管性水肿、面部水肿等，占比为6%（见表6）。2021年ADR损害以皮肤及其附件为多见，有216例，占比61.02%；呼吸系统方面有不良反应的患者有61例，占比17.2%。2022年ADR损害同样以皮肤及其附件为多见，有180例，占比59.6%；呼吸系统方面有不良反应的患者有35例，占比11.6%。2023年ADR累及皮肤及其附件占比为45.2%，较前略有下降；呼吸系统方面有不良反应的患者有72例，占比22.3%。以上数据表明2021−2023年我院ADR累及器官/系统及主要临床表现为皮肤及附件损害和呼吸系统方面，但循环系统、全身性损害、神经系统等临床不良反应患者仍需关注。

在过去的几年中，ADR问题一直是医疗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ADR不仅对患者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增加医疗成本和资源消耗。因此，对ADR进行监测和分析，对于保障患者安全和促进合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报告了我院2021−2023年期间发生的979例ADR，其中2022年ADR上报数量偏少，2022年4−6月ADR上报数量明显低于同期，推测可能与2022年当时上海的疫情有关。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中国高血压和脑卒中患病率均男性高于女性^[4-5]。我国及全球癌症统计均显示，除女性特有癌症外，通常男性癌症发生率高于女性^[6-8]。男性发病几率大于女性提示男性用药人群多，发生ADR的概率比例高，我们的ADR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从发生ADR的年龄分布来看，好发生ADR的年龄区间在21～70岁，尤其是30～50岁中青年区间。一般认为幼龄儿童和老年人由于器官功能不全容易发生ADR，但我们的数据却发现中青年人群ADR发生率居高，推测可能与此年龄段人群依从性低、遵医嘱率低有关，这一结果与张成栋等^[9]的ADR分析报告相似。

从本次调查发生ADR的药物分类来看，排名较为靠前的是抗菌药物、中药注射剂、维生素类药物、中成药及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随着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的大爆发，病毒合并细菌感染人群急剧增多，抗菌药物使用也在不断增多，临床调查发现，抗菌药物ADR的发生率有所增高^[10]。过度使用和滥用抗菌药物会导致耐药菌株的产生和传播，增加治疗难度和医疗成本。随着我国对抗菌药物合理使用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临床对抗菌药物的监管亦日益增强。在抗菌药物使用过程中，医生需要严格控制其适应证和用法用量，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避免不必要联合用药和长期使用。必要时进行血药浓度监测以加强用药安全，避免ADR的发生^[11]。

本次调查的979例ADR中，注射液导致的ADR 763例，占比77.9%；口服导致的ADR 128例，占比13.1%。这可能与我院上报ADR多为住院患者有关，因静脉给药是当前住院患者药物治疗的主要途径。静脉给药，药物可直接进入血液循环，迅速发挥药效，而受到临床青睐。患者普遍相信静脉给药比口服给药起效快。但遗憾的是，患者对静脉给药的安全性隐患认识不足^[12]。2015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 版）》中提出，对于轻、中度感染的大多数患者，应予口服治疗，选取口服吸收良好的抗菌药物品种，不必采用静脉或肌内注射给药。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提倡“能口服就不注射，能肌肉注射就不静脉注射”的用药原则。在通过静脉滴注给药时，为减少ADR发生，应严格控制滴注速度，防止因滴速过快而短时间内血药浓度过高导致ADR发生；另外避免大剂量超剂量给药，这在临床较为普遍，尤其是头孢类抗菌药物，由于2次/d的给药频次给门急诊患者带来不便，许多医生将1 d的剂量1次给药，这大大增加了药物峰浓度水平而导致ADR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分析3年来ADR发生与给药途径差异发现，静脉给药导致的ADR逐年下降，从83.6%下降到73.1%。推测可能与近年来门急诊的输液率下降有关。近年来，各大医院严格控制门急诊患者的输液比率，多数医院已基本取消门诊患者输液，从而也减少了部分输液所致的ADR。

本次调查的979例ADR中，大部分临床表现比较轻微。皮肤损害、消化系统损害和呼吸系统损害占前3位。但仔细比较3年来ADR累及组织器官的差异发现，累及皮肤系统的占比在逐年下降，而累及呼吸系统的ADR在2023年达到高峰，为22.3%，较2022年翻一番。推测可能是2022年底新型冠状病毒新一波流行， 导致呼吸系统感染及其它基础疾病等用药增加，进而使得药物相关的呼吸系统ADR居多^[13-14]。已有不少研究报道COVID-19治疗中常用药物的呼吸系统不良反应。如某些抗病毒药物和免疫抑制剂可能引发肺炎、肺纤维化等严重呼吸系统反应。此外，亦有研究发现COVID-19疫情期间，哮喘及心血管疾病的复发而致平喘、抗心血管药物使用增加，这些药物导致呼吸系统的不良反应比例上升^[15-16]。

面对日益增加的ADR报道，尤其是新药不断上市的今天，新的和严重的ADR发生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ADR的监测和预防成为了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陈君恒等^[17]利用消息传递神经网络（MPNN）和TransE模型进行建模，通过交叉压缩单元为共享，建立了可实现对不良药物检测的多任务消息传递神经网络（MT-MPNN）模型。O’Leary等^[18]对新药开发过程中的ADR进行了研究，研发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ADR监控体系，在海量的临床试验中对ADR进行实时监控与预警，并能够给临床医师带来患者对某一类药品可能发生ADR的危险程度预警，进而帮助医师做出更为个体化的用药策略。除了开发智能系统外，人工干预如临床药师的干预同样对提高ADRs的上报质量和数量至关重要^[19]。

ADR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因素和环节，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和监测，以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医务工作者应加强对ADR的发生情况、特点和规律的了解，对严重或者特殊的ADR类型提高警惕，及时发现和处理。应特别注意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避免中药注射剂等不必要的使用，给药方案个体化，关注患者输液反应，加强用药指导和用药服务，纠正不合理用药的情况，提高用药的合理性和安全性。